速成式儿童书籍大行其道 童书该怎样避免“邪教化”(2)

　　范典表示，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原创性高，稿费可能更高一些，即使如此，只靠写书也“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般情况下，童书作家先用写书博取知名度，再通过办讲座、办学习班，再加上创作收入，“才能养活自己”。

　　“如今童书写作很繁荣，每次作协开会，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作者，但大家都是业余创作，主要是学校老师、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媒体人，我也是当年在儿童杂志当编辑，才走上业余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即使是曹文轩，也是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作。”范典说。

　　著名翻译家万之曾说：“在瑞典，当作家太舒服了，因为读者在公共图书馆每借走一本书，国家就要给作协0.40元，其中一部分要给作家。格林伦(《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有时年底能收到上千万的钱，但其中700万要交税。这钱不用读者掏兜，是政府给的，连翻译也有，我夫人年底有时也能收到1万多元，真是个好政策。”

　　作家叶倾城刚写完《你好啊，一年级》《蜗牛做的谷小满》两本儿童小说，她说：“应该分清儿童文学和童书之间的区别，就我所知，目前写儿童文学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数作者是写童书，就是给孩子做‘科普’，和教辅差不多。”

　　此外，虽然童书创作日渐蓬勃，但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样式上，相对单一。范典说：“我认识一位境外绘本作家，她每年在世界各地跑，参加各种书展，找到好的图书样式，便引入内地市场，确实与众不同。”

　　焦虑感产生“剧场效应”

　　对于“邪教式”童书泛滥，范典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家长在挑绘本时，很少因为其审美品质而购买，绝大多数是看实用性。这种家长太多，“邪教式”的童书自然也多。

　　其二，很多成年人不读书，在“全民读书”的氛围下，各单位都在办读书会，只好去听书网站下载音频，集体播放一下，讨论几句，就算是读过了。这种听书的音频多是“打鸡血式”的，所以这些家长在给孩子买书时，只看个标题，根本不深入了解。

　　对此，叶倾城有不同看法：“指责家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感受到家长的难。”

　　叶倾城接触过许多年轻家长，他们大多来自农村，靠高考改变了命运，虽已身处中产行列，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叶倾城说：“在接触中，他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认为自己还不如父辈。父辈毕竟还有一块地，孩子没考上大学，还能去种地。可他们这一代进了城，没有别的资源，除了自住的一套房，什么也无法留给孩子。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他们的焦虑感就更强了。”

　　有了焦虑，就会产生“剧场效应”：当别人站起来时，你也只能站起来。

　　“现在小孩也没什么可玩的，因为同学们都在上各种补习班，只能去补习班找小伙伴玩。只要经济许可，给孩子报个学习班，也是家长无可奈何的、爱孩子的方式。对‘城二代’来说，除了靠成绩，他们还能靠什么？此情可悯，过分责备家长，我觉得太不厚道。”叶倾城说。

　　在看过太多现实的案例后，叶倾城相信，不如把一切交给市场，童书的风尚最终应让市场说了算：经济高速发展时，童书会更倾向于鼓励个性发展；在经济发展降速时，童书会更偏重吃苦耐劳的说教。

　　“只要写的人足够，市场必然会淘汰一批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叶倾城说。但她也承认，目前童书的市场化不够，一些学校通过举办“跟着绘本学XX”“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活动，影响着家长的选择。

　　“这些年来，学校对文言文更重视了，但我希望孩子多看张岱这样的、比较优美的文章，而不是只讲愚忠愚孝、帝王将相。但没必要较劲，老师也不容易。”叶倾城认为，“童书‘邪教化’的责任究竟是谁的，我也说不好，反正责任不是孩子的，不是老师的，更不是家长的。”

　　成人世界激烈竞争的投影

　　“教育的本质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书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说。

　　熊丙奇表示，家庭教育是个性化教育，根据父母的文化、认知、背景及孩子的个性不同，各有差异。家庭教育的大原则是相似的，即尊重孩子的人格和爱好，但在操作上，必须因人而异。大家都去追求方法，虎爸、虎妈、哈佛女孩等流行一时，说明家庭教育缺失，只好把别人的经验“拿来就用”，从结果看，其实完全没用。

　　“幼儿教育应该去小学化，减少知识性，专注培养孩子的健康行为习惯和健康思维习惯，可是家庭教育缺失，大家都不愿花时间去培养孩子，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双语幼儿园、科技幼儿园。这些话我曾反复讲，讲了十多年了，媒体也大量报道过，可还是没用。各种幼儿培训机构仍然在赚钱，甚至越来越走火入魔，一些大V、名人也加入其中，推波助澜。”熊丙奇用“绝望”一词，表达着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