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嘉福：在指间完成时光对话的修书人(2)

　　顾老看赵嘉福没心思写字，语重心长地与之谈话：“我让人教你们古汉语，是希望你们学会断句、看得懂文言文。要你们学写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而是为了看出字里行间的笔法走势。不管是正楷、草书、隶书，还是小篆，你们练多了就会知道它哪些地方用了怎样的力道，起笔、收笔如何，这些对石刻、碑帖传拓大有裨益。若非如此，最多是个匠工，字刻完了，却无法理解书法艺术。”

　　顾老一番话对赵嘉福来说，犹如醍醐灌顶。时至今日，不出门在家，赵嘉福几十年如一日，仍坚持练字。

　　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

　　在古籍修复组工作，赵嘉福接触最多的是刻石、拓碑、装裱名家黄怀觉先生。“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过去，师傅刻碑讲话不多，一是旧社会的习惯，师傅怕学徒偷技术、抢饭碗；二是师傅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黄先生以前讲，他在苏州当学徒，最初不让做活，而是从打杂、干家务开始。熬到可以学了，也全凭自己观察、琢磨、练习。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师傅会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做的……”

　　在上图，黄师傅带徒弟先给两把刻刀，赵嘉福要学磨刀。一开始磨得不好，师傅也不说，直接丢一边，需得再磨；如若磨得不错，师傅上手用了，那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看师傅刻字，赵嘉福站旁边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练习，反复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声音。“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音、节奏都跟师傅一样。这就算可以了。”

　　1964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训班，赵嘉福因缘际会，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先生学习了两年。

　　张先生被称为“一代国手，古书郎中”。他的个人经历与黄怀觉类似，先在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当学徒，后独立门户。“张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去收古物，收到好东西给赵万里，有点破损的就自己修，然后放在店里卖。1956年，公私合营，赵万里把张士达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最好的书都是张先生修的。”赵嘉福说。

　　古籍修复师，说到底是“书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旧书历经岁月的打磨，有毛边，但也不必把它修得整整齐齐；古代遗留的书画多有黄斑，这可能是氧化、保存不当造成的，传统手法用清水或碱，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将其洗净，甚至可以漂白如新，但这样势必会对纸张造成伤害，特别是碱和草酸，所以，有没有必要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呢？“我个人认为，修书讲究修旧如旧，能不碰就不碰。与其旧书变新，不如纸张做旧，补在内页破损处，让古籍变完整，不受二次侵害最佳。”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论效果，青石最好；论难度，花岗岩最难。传统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积岩为主，此类石材硬度相对低、容易凿刻，刻出来的书法效果好，只是易风化。“刻刀用力讲究45度角，但具体倾斜多少，也是因人而异，看个人手法拿捏。”

　　黄怀远退休后，学有所成的赵嘉福独当一面。他不仅参与抢救“山西赵城藏经卷”修复，装裱大量盛宣怀尺牍，而且为上海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刻制许多碑刻、名人墨迹，包括《徐光启传》《上海豫园》、顾延龙书《西园记》、浦东《世纪大道》题字、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丹心碧血为人民》纪念碑、龙华寺赵朴初书《重修龙华寺碑》等等，数不胜数。

　　“我们那辈人接受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赵嘉福感慨，“你问我，有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好像没有。工作就是兴趣，兴趣就是工作，早年，我自己琢磨的东西还挺多。比如说，修书的时候，我也喜欢看书，印象最深的是《西厢记》，张生跳墙就很好玩，故事情节现在也记得；为了学篆刻，我不光练书法，还看了大量印谱、拓本，从临摹印稿学起；为了修画，我也自学画画，你看，墙上右边这幅画就是我自己画的……”说完，他还随手指了指客厅东墙上的锦鲤荷花图，构图简洁，落落大方。

　　给学生“表演魔术”的“领路人”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汉文古籍有20万个品种、约50万个版本、超过3000万册件(若含民国线装书可达到5000万册件)，20多个语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超过50万册件。破损古籍约占全部的1/3，修复任务极为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