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启发了《达·芬奇密码》，影响了帕慕克，但你还是读不懂他的书(2)

　　总之，《玫瑰的名字》既是侦探小说，同时也是历史小说和哲学小说。它打破了过往的限制，把多种截然不同的体裁和技巧、多种来源的传统和亦真亦假的知识混合在一起。意大利小说家、《海上钢琴师》的作者亚历山德罗·巴里科就此指出，《玫瑰的名字》开创了图书的一个“新时期”，与绝大多数小说不同，它不是文学家族内部现有体裁血亲相奸的后代，而是另辟蹊径，自成一格，像磁石那样，吸纳周边的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玫瑰的名字》影响了此后的很多作品。这些后作有的很受好评，如土耳其作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一部贯穿东西、以中世纪奥斯曼帝国为背景的哲学侦探小说；有的很有市场，如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其主人公、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兰登也像埃科一样，是个符号学家。

　　作为大众传播现象

　　《玫瑰的名字》出版于1980年5月21日，现已译入60多个国家，销量逾5000万册。1986年，好莱坞把它搬上了银幕，由苏格兰大明星肖恩·康纳里出演主人公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去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又将它改编成了八集电视剧，世界多个国家都有播映。

　　过去几百年来，还从未有哪一位意大利小说家像埃科这样，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如此耸动视听的成功。这一方面是受语言的限制，另一方面恐怕也由于意大利文坛对通俗作家根深蒂固的成见，像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2-1911)这样脍炙人口的探险小说家，就长期得不到评论界的承认。侦探小说家乔治·谢尔巴年科(1911-1969)技艺出众，却也只是在安德烈亚·卡米莱里(1925-2019)的警探蒙塔尔巴诺系列小说近年来风行世界后才得到重视。

　　埃科身上没有通俗小说家的标签，在挑剔的评论界自有其先天的免疫力。出版后的第二年，《玫瑰的名字》就获得了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斯特雷加奖。

　　1932年1月5日，翁贝托·埃科生于亚历山德里亚，2016年2月19日在米兰去世，享年84岁。他后来还写了《傅科摆》(1988)、《昨日之岛》(1994)、《波多利诺》(2000)、《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2004)、《布拉格公墓》(2010)和《试刊号》(2015)等六部小说，但均未重现处女作那样的成功。

　　而在这七部小说中，埃科自认为《玫瑰的名字》是最差的一部。“我憎恨《玫瑰的名字》，我希望你们也憎恨它。”他曾这样告诉读者。但他的朋友、同事和《玫瑰的名字》责任编辑马里奥·安德烈奥塞指出：“他绝对没有憎恶它，他只是认定他最好的书是《傅科摆》罢了。”

　　做埃科的同谋

　　像许多百科全书式的后现代小说一样，《玫瑰的名字》是有阅读难度的，这不仅对中国读者而言，英语甚至意大利本土读者同样会遇到困难。除了书中遍布的拉丁文词汇，充满教谕味道的冗长段落也构成了挑战。作者本人在2012年对拉丁语做了简化，减轻了意大利读者的负担，却始终坚持冗长的必要性。

　　“读了原稿以后，出版社的朋友们建议我把开篇一百页缩短，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太耗神，太累人。”埃科回忆，“我丝毫没有犹豫，我拒绝了。我的观点是，如果某个人要进修道院并且要在里面生活七天，他就应该接受它的节奏。如果他做不到，那他永远也不会读完整本书。因而，这开篇一百页有补赎和入门仪式的效果。活该那些不喜欢的人：让他们停在山坡上吧。”

　　换句话说，他想用这开头的一百页做试金石，筛选出理想的模范读者。

　　那么，什么样的读者才是他心目中的模范读者呢？

　　“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他说。

　　停在山坡上的有停在山坡上的轻松，游戏的同谋有游戏同谋的快乐。

　　但《玫瑰的名字》远不止一场游戏那么简单。

　　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见多识广，早已有了怀疑上帝的倾向。他发现，“敌基督可以由虔诚本身萌生，由对上帝和真理过度的挚爱产生，就如同异教产生于圣人，妖魔产生于先知一样。”一味追求纯洁的真理，毫无原则地维护某种原则，有时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证实这一点的不仅是书里的故事，更有古往今来，特别是20世纪一件件惨绝人寰的集体悲剧。威廉相信，“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