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4)

　　可以看出，钱玄同与周作人最后商议的是用“伊”代指女性，而并非是刘半农所主张的“她”字。由此来看，《新青年》同仁内部对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争议还是很激烈的，刘半农、周作人、胡适、鲁迅等人的主张都有差异。

　　虽然周作人与钱玄同二人商定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但是“她”却被当时的部分新青年所接受，并应用到了实际的文学创作之中。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康白情、王统照、俞平伯等人。康白情在《社会》一文中直接将“她”设定为主人公，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内心活跃但是因为社会礼俗的束缚而不能情感外露的妇人。王统照更是直接将“她”字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1919年其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她为什么死？》的文章。该文讲述了山东曲阜一个名叫慧如女子的婚姻悲剧，这一主题恰恰就是新文化运动所极力反对的包办婚姻。此外，1919年12月，俞平伯即将赴英留学时，在其所作《别她》一诗中还以“她”代指祖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她”产生的时代背景，因此“她”字是寻求妇女解放与评判礼教的有力武器，其实就为“她”字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新青年们对于“她”字的使用在文学上的价值不断地被凸显出来。而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因为需要对译所以“她”字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于“她”字使用的增加激出了关于“她”字是否适用的争论。

　　当时社会上也展开了关于“她”字的大辩论。我们这里介绍一位“她”字的坚决反对者，那个人就是寒冰。

　　1920年4月3日，《新人》杂志创刊号刊登了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刘半农，将“她”字的创造描述成是画蛇添足，毫无必要，理由如下：首先，第一、第二人称的“我”“汝”等字，并没有阴阳性可分，因此，第三人称“他”也没必要加以区分；其次，“她”和“他”字，只能在阅读时分别，而读音时并不能区别，所以该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1920年4月，关于“她”字的争论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于是在《新人》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主编王无为将发表在《学灯》《新人》等杂志报刊上关于“她”字的文章，汇总在一起，集中做了一期“‘她’字问题的辩论”，供人们探讨。

　　针对寒冰废弃“她”字的理由，孙祖基、邹政坚、梦沈、大同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反驳或质疑。在这场争论中，寒冰可谓以一敌百，不管别人怎么反驳，始终坚持一个看法，那就是“她”字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用。

　　此时的刘半农已经在1920年春去英国留学，不过他自己订了一份《时事新报》，所以对国内关于“她”字的讨论也有所了解。当他看到寒冰对他的批评后，心中极其愤慨，说道：“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象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可是寒冰君不要说，‘好！给我一骂，他就想抵赖了！’我决不如此怯弱，我至今还是这样的主张；或者因为寒冰君的一驳；反使我主张更坚。”

　　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写成《“她”字问题》一文，并将其寄给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只不过直到1920年8月9日才刊出。

　　在这篇文章中，刘半农第一次正式提出主张使用“她”字：“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

　　实际上，从上述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所有参与论争的人没有人否认“第三位阴性代词”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刘半农的第一个要点实际上并不存在辩论的必要。

　　而对于这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不是一定要用“她”字，刘半农给出的理由则是“一，若是说，这个字，是从前没有的，我们不能凭空造得。我说，假使后来的人不能造前人未造的字，为什么无论那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要永远不动呢？二，若是说，这个字，从前就有的，意思可不是这样讲，我们不能妄改古义。我说，我们所作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是如此），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三，若是说，这个字自有本音，我们不能改读作‘他’音。我说，‘她’字应否竟读为‘他’，下文另有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