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5)

　　因此，刘半农认为“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一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象，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尽可以用得。”

　　寒冰看到刘半农的《“她”字问题》后，当天就写下来《续论<她字问题>》一文进行回应，并在1920年8月12日刊登于《学灯》上。在这篇文章中，寒冰从几个方面对刘半农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

　　1920年的9月4日，刘半农在伦敦创作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歌的创作是以其留学英伦为背景的。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物件的情诗。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23年的《晨报副刊》上，诗名叫《情歌》。但这并非是刘半农自己投稿，因为在该诗的“后记”中是署名为“洪熙”，并说道：“我想远在异邦的刘先生，或者不至于见怪罢”。而这位洪熙俨然对于该诗有自己的理解，其写道：“这诗的格调意境，在新诗界为不可多得的作品。我自失恋以来，几乎没有一日不背诵他。现在特地抄出来发表，介绍给国内的失恋青年。”

　　实际上，刘半农还是很“见怪”的，这不是因为洪熙擅自发表他的诗，而是理解错了其诗的含义。因此，在1926年6月刘半农出版他的白话诗集《扬鞭集》时，将这首诗命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显然，刘半农并不将该诗视为“情诗”，而是将其作为思念祖国的情感表达。

　　在这首诗中，刘半农将“她”字贯穿全篇，音律和谐，优美流畅，让人感觉到原来用这个新“造”的而且引起广泛争议的“她”字，也能创作出这么好的诗歌。英国伦敦的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诗所感动，众生吟诵。后来，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这首诗歌谱写了乐曲。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她”字也被更多的人熟识和接受。

　　“她”字的认同及流行

　　在“她”字被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就是“伊”字。前文我们说过，在古代“伊”字也做第三人称代词使用，原本在使用上没有性别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围逐渐缩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伊”专用指女性。

　　比如1919年，周作人与钱玄同在通信中约定采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鲁迅在1922年写《呐喊·自序》时，也是使用“伊”字。语言学家陈望道也主张采用“伊”，不采用“她”，并且提出了具体理由：“（一）‘她’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二）‘她’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同时指出采用“伊”字的缘由：“1.‘伊’是原有的字；2.‘伊’同口语‘其’相近；3.将某身身次代名词缩小范围，很有历史上的根据。因此，我就采用‘伊’，不采用‘她’。”

　　在1919—1922年间，茅盾、冰心、李大钊、刘大白、黎锦熙等众多文学界、语言界、舆论界活跃人物也都使用“伊”字。

　　刘半农指出：“‘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遍；二、‘伊’字的形式，表现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中，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1920年，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等人开始主张第三人称代词分化。刘半农：“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还应当另造一字，以代无生物。”

　　“他、她、牠”代词系统的建立，对“她”字的认同与流行极为重要。

　　1921年1月，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进行改革，开始引导“她”的潮流。茅盾、冰心、叶圣陶等知名作家都陆续改用“她”字。

　　随着国语运动的不断发展，“她”字被纳入到了国语运动之中。中华书局1923年底出版的《国语普通词典》中，居然用“她”来解释“伊”字，从而赋予前者一个更普遍的地位。

　　1924年前后，社会上对“她”字的认同明显增强。鲁迅在1924年2月写的小说《祝福》中，已经使用了“她”字，比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