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沃·安德里奇 希望在河流中僵化(2)

　　安德里奇的笔调总是带有古希腊神话的感觉，事件犹如模糊不清的神谕，从两个方面都在给出暗示。孪生婴儿被砌入桥墩，融化在砖块里成为再也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双胞胎也因此在时间中僵化，再也无法触摸彼此。在德里纳河上的帕夏桥刚建起来时，人们要面对循环发作的洪水，它总是如同历史的覆辙将连接两岸的桥梁冲垮，“这样的特大水灾每每使小城倒退若干年”，而随着文明发展，桥体终于可以抵抗洪水，但这同时又意味着桥的固化。它矗立在那里，可以是友好来往的通道，可以是军队长驱直入的捷径，它是纽带，也是一层横亘的断裂。总之生活在边界东西岸的人再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本书的最后，奥匈帝国的军队在撤退时炸毁了这座桥梁，阿里霍加在一片漆黑中咽气，一个拥有希望的时代又仿佛终结。

　　这便是历史对于巴尔干地区人民的意义。南斯拉夫的人们究竟该如何处置它，是遗忘，还是坚信，抑或选择不同的历史，一如选择相信围绕着桥梁衍生的民间故事一样——暴虐的土耳其人，善意的土耳其人，蓄意破坏桥梁的塞尔维亚人，充当刽子手的茨冈人，被无意杀害或蓄意杀害的苦行僧。历史可以是带有魔幻性质的、不同版本的故事。但有一点深刻地留在了人们的印象里，那就是德里纳河的对岸的确悬挂过许多当地人的头颅。

　　“德里纳河的水是红色的”。这是丽贝卡·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的感慨。从十六世纪土耳其宰相穆罕默德·帕夏建桥，到卡拉乔尔杰发动的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再到1914年战争的来临，短短几百年内，德里纳河目睹了无数血腥与争端。将这些带着血的历史隔开的，则是维舍格勒与“城门”的平静。每次，当《德里纳河上的桥》描述繁荣与和平的城镇景象时，都带给人一种错觉——纷争的历史已成为过去。然而只需翻过几页，安德里奇的编年体故事就告诉我们这真的只是错觉。在许多章节最后，都有类似的结尾：

　　“小城人在天空、河流和群山环抱中的‘城门’上，一代代养成了对洪水冲走一切并不感到伤心惋惜的禀性，不由形成了小城人的哲学观点——人生神秘莫测，因为尽管它不断地消耗，不断地衰落，但却仍像德里纳河大桥那样顽强不屈地巍然屹立。”(第五章结尾)

　　“居民在精神和习俗方面以及城市外观上的许多重大变化并未触及大桥，似乎全都绕桥而过了。看来，这座经过三百年而不曾留下痕迹和伤疤的白色古桥，即便在‘新皇帝的通知下’也不会有所改变，并定将战胜这股新事物、新变革的洪流，如同它曾一贯战胜屡次特大洪水那样……依旧安然无恙，洁白如初”。(第十一章结尾)

　　这些结尾赋予了《德里纳河上的桥》一种节奏感。它在舒缓有序的叙事中前行，略带重复的旋律恰好应和着历史齿轮的响声。但它们的意味又各有不同。仔细阅读，我们能体会到在前几章的古老年代，结尾桥梁的屹立不倒尚且象征着一种积极的、与历史河流对抗的崇高希望，但之后，它的一成不变则有些令人绝望，任何新事物也无法冲刷这里的尘埃，大桥从顽强，转而显得顽固。

　　伊沃·安德里奇用多层转喻的象征，成功用这座桥梁描绘了南斯拉夫人的灵魂。无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还是穆族人和波斯尼亚人，他们都坚信自己的民族，守护历史，捍卫独立。他们充满激情与乐观的精神。同时，那轰轰烈烈的对抗也会持续下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安德里奇对此十分悲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发生的种族屠杀也没有在20世纪停止。无法摧毁的桥梁衔接了他们，也让他们无法避开对岸的彼此。

　　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