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行走东西古今，为大众著书写史(3)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像长江和黄河流域一样，而古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片地区。假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之间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的沙漠地带，那这两片地区就可能不会如此融合，而会独立发展。类似的观点和推论在许倬云的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许倬云十分关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

　　这或许是受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许倬云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曾说，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定律，而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在超越性的关怀出现时，古代文化才突破进展为文明，其中的若干人成为特定的价值观的阐释者和传授者。许倬云则聚焦于，在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到底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以此，许倬云才能得以进一步解释韦伯命题和李约瑟命题的意义。

　　当时，芝大是马克斯·韦伯思想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许倬云也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很“韦伯”——他尝试使用统计方法，根据春秋战国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和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变量如何配合而变动，还顾及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升降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许倬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会经常会关注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他不认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的；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一系列变量配合才有其特定变化。“网络”、“变量”、“关联”、“互动”一直是许倬云历史著作里的高频词汇。这种看待历史和社会的特定视角，贯穿了许倬云一生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写作。在讨论中国历史的分与合时，许倬云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体系网络”，颇具有系统论色彩。

　　韦伯除了影响许倬云的研究范式，也影响了许倬云的问题意识。许倬云对为何资本主义不首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韦伯命题也饶有兴趣。在写《汉代农业》的时候，许倬云就结合人口压力、农耕技术、市场网络、政府与工商关系等诸方面，试图阐释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许倬云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汉代，国家一反战国的趋势，一步步收取社会资源，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城市手工业被毁，农村的手工业则接过了手工业的部分任务。这种情况在明代晚期达到了巅峰。手工业需要集散的机制，所以中国有着庞大的集散市场系统。这也是许倬云强调道路的重要性的原因——中国的道路网编织了中国的商品、信息和人才的交换网，并形成具体的经济性共同体。

　　这个农舍工业和市场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特色。中国在这两千年中，达到了人口、土地和产业间的平衡。可是，在机器大生产之前，这样的衡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很难提升。这就需要增加耕地，农民不断去开垦森林和草原，这就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精耕细作需要大量劳力，反过来大量劳力也需要大量粮食去养活。最终，中国达到了土地和人口始终是边际程度的衡态。

　　这种衡态使得中国人民安土重迁。在人口实在过多的时候，多余人口迁移找新土地开垦，甚至会因此下南洋。这种农业模式需要集聚庞大的劳力，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网络，形成聚村和族居以及差序格局，配套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普遍渗透于各阶层，这反过来塑造了中国人的认同。因此，无需宗教、民族或种族，古代中国能形成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认同。许倬云在《汉代农业》里的主要观点和其衍生的推论，在他后来的通俗历史著作中都颇有阐发。

　　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成为“半个记者”

　　许倬云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和关怀。早在许倬云上高中的时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遗风，就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辅仁中学，他早熟的同学们会因为政见不合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许倬云并不理解，为何歧见能演变为人身攻击，但这也是他政治辩论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