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行走东西古今，为大众著书写史(4)

　　在芝大求学时，许倬云并没有一头扎进书斋中。在他赴美时，一位美国教授曾叮嘱他，此行不只是读一个学位，更是要珍惜机会研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这本大书。

　　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好被许倬云赶上了。许倬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认识了许多年轻的神学生和年轻牧师，他们来自不同的教派和宗教，却都有激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吃饭、洗澡的时候，经常一起激烈辩论一些跟文化价值观念有关的话题，吵的比学术研讨会还要激烈。这些争辩打碎了许倬云的宗教观。为此，许倬云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许多民权运动者的事迹和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病。为了帮助他的舍友们，许倬云还参与到民权运动当中，抵制美国地方政客的胡作非为。这段经历也影响了许倬云的立场取向。

　　在许倬云读完博士之后，他回到台大教书。当时大学里斗争十分激烈。在1962年到1970年期间，许倬云与几十位大学教授成立了“思言社”。实际上，“思言社”是在模仿英国的费边社——即英国工党的祖先，他们希望温和渐进地推行社会福利体制。但这也给许倬云招来祸患。

　　由于许倬云不愿低头，他选择“逃离”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虽然他再度赴美，但他并没有从此远离时事。反而，他变成了半个“媒体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花了大力气写时评文章，多次为《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供稿。为此，许倬云笑称，“几十年来，我等于是半个记者”。许倬云的新闻观也源自他的历史观。对于历史来说，许倬云不仅把历史当作史料来看，也把古人当作他的采访对象。许倬云曾说过，“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

　　许倬云曾感叹和反思，在美国，很少有大学者会在报纸上写东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单薄。这是由于学术专业化而导致的。因此，许倬云越到后来，越在学术之外，凭着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

　　儒家式“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敦促着许倬云笔耕不辍。在大众传媒“半个记者”的生涯，也让他特别能把握文章的通俗性和大众性。为了打破学术专业化的壁垒，许倬云后期在历史普及上花了很多心思。他曾说，他的《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因为他要把阳春白雪的东西普及给大众看。他想要在专业学术和大众通俗读物中建一座桥梁，尽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除此之外，许倬云屡次强调“为常民写作”，这也跟他的平民立场有关。他认为，在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里，写作者通常只注意到台面上的名人。他们讲堂皇的大道理，却看不见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许倬云的许多通俗性历史著作里，会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是如何过日子的。如在《中国文化的精神》里，许倬云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安身立命、处事做人的态度出发，并归纳这些平民背后的文化精神。

　　这种别开生面的出发点和写通俗历史著作的方式，填补了中文世界通俗历史著作的空白之处，也让大众对其内容更具亲近感。许倬云虽然身处精英知识分子的位置，但他在大时代动荡下的阅历，使他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接地气”。“为常民写作”的背后，就藏着许倬云这一辈子对中国百姓传统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对历史传承深深的责任感。

　　撰文/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