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作家邵燕祥逝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2)

　　当时最流行的书籍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邵燕祥也看得如饥似渴。不过，“武侠小说当然比鲁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但我们的确只拿它解闷。”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邵燕祥年幼时就看得出神，长大后再看更觉得沧桑感远超一般的鸳鸯蝴蝶派。而且不仅他的母亲爱看，他的岳母也爱看，鲁迅也曾买来寄给自己的母亲，“不说全世界吧，全中国的老太太都爱看《啼笑因缘》。”

　　到了86岁，邵燕祥仍然几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鲁迅全集》，尤其是其中1到6卷杂文的部分，常读常新。他也仍然保持着作文、作诗的习惯，只是不再出于创作激情，而是源于生命的沧桑。

　　他80年代出版的诗作《云南驿怀古》也许正好借来纪念他的一生：

　　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

　　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

　　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

　　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

　　驿站荒凉。荆棘蔓草

　　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

　　我叩问人民；秦赢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

　　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

　　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

　　而华清池四季温汤。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

　　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

　　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

　　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

　　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从来草野高于庙堂，

　　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

　　(下文采访完成于2014年)

　　关于“右派”，下放劳改是条“出路”

　　新京报：你一直这么乐呵呵的。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印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

　　关于独立思考，从歌颂转至批评有个过程

　　新京报：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有批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