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作家邵燕祥逝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3)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口径。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新京报：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

　　撰文 肖舒妍

　　采访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