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和过去的自己说说话(2)

　　长大以后，金雁开始明白一些人对父亲曾经不友好，她也一直对他们有一些看法，尤其是之后所学专业的知识面让她足以支撑自己的时候，她很有一种冲动想去和那些人辩论。但是，“多少年以后，当我再见到那些人时，他们都已经垂垂老矣了。”她在那一刻突然更明白了一点，那不是个人的问题。而金雁现在对时代背景有了了解，重新再将它回想起来，她很希望弄懂在全国那一盘棋里，个人这一分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性格中无形中多了一种锋芒

　　六十年代中，金雁一家下放到甘肃定西地区陇西县。

　　家里收入减少，又是外地人，生存格外艰难。父亲一直把金雁当男孩子养，说“这样好活”。金雁觉得这使她的性格当中无形中多了一种锋芒，就是“你越压我就偏不”，这对她走过那些沟沟坎坎有非常直接的好处。“那时候我们被本地孩子欺负，小孩也会找一些解决办法，我总是跟着哥哥弟弟跑，剪很短的运动头。”

　　十来岁的金雁在陇西上学，操心家里的柴米油盐。为补贴家用，她和弟弟出去打零工，在苗圃锄过树苗，到河滩挖过沙子，也帮人糊过信封、火柴盒或者拆棉纱。

　　长大一些，她还曾被分配到法制教育学习班，做过一段时间笔录工作，有很多故事。那时她年龄很小，只有十六七岁，便被分在小偷组，她因此认识了全县的小偷，从此全县的小偷都不偷她。因为年龄小，领导不让她接触男女方面的案件，但她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也成为她很想写写的一个题材。

　　在当时的环境下，金雁家里仍有一些书，所以她的阅读相较于同时代人要多一点。另外在“文革”当中，开始有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是发放到县团级供批判用的，这也成为金雁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在没有书读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也是非常新鲜的。”她说。

　　后来觉得有空儿的时候，老人一个个都走了

　　在书中，金雁还讲述了“我姥姥”的故事，也记述了作为孙辈的自己和姥姥从不合拍、冲突到磨合与理解的过程。

　　实际上她一直颇为后悔，在姥姥和妈妈还在世时没有写完她们的家族史。因为她的姥姥家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之一，他们的那些经历可以成就一部“民族企业家创业史”。“其实我早就动过一个念头，想采访一些老人。那时候可以用那种盘式录音机，多做一些工作，就可以把它留下来。但工作阶段特别忙，孩子小的时候特别忙，总是有理由，觉得有空儿的时候，老人一个个都走了。”

　　后来学习历史专业的金雁为一件事深为懊悔，“因为我姥姥家经营国内第一代纺织企业，家里曾经留有好多账本，就放在床底下，都被我拿来当草稿纸糟蹋掉了，其实那是很完整的进出货资金的流水账目。后来我想让我的学生做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个案，想起来那是一套完整的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能做得很具体。”

　　随着姥姥和母亲的去世，金雁曾经很想写的中国近当代纺织企业如何运作的题目，很多具体事情也已经无从了解。虽然她的母亲写过一些材料，现如今也已无从寻觅。“那时都要填家庭出身、家庭背景什么的，我妈妈写得比较详细。我想那些东西要是在的话，帮助我回忆是很有好处的。”

　　金雁有收集和记录的自觉性，包括自己的日记、通信，都被她好好地收藏在箱子里。但是不幸遭遇了一次下雨，家里阳台没有关窗，金雁下班回来发现放在阳台的箱子已被淋湿，里面的纸张和本子也没有幸存。在金雁的抢救性晾晒后，它们的结局依然是板结得无法剥离，只好扔掉了。“现在想想就觉得真可惜。其实不管是什么年代，要回忆的话，有些东西在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常告诉每个人要留材料，趁早记录，别等要派用场时手头是一片空白。”

　　在金雁的少女时代，姥姥在家里仍被称为大小姐。她一听到这种称呼心里立刻起反感，认为那是只有旧社会才会有的称呼。长大后她理解，那是祖辈跟佣人之间几代的交情。但当时的金雁接受不了这些，执着地认为是剥削阶级。姥姥觉得外孙女的教育出了问题，便写信告诉金雁父亲，“我父亲很为难，因为他既不能用亲情感化我，也不能强迫我。他用亲情，我就会用流行的语言去驳斥他。他用流行的语言来教育我，又跟他自己的常识是满拧的。”

　　“秦老爹”是女儿封给秦晖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