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2)

　　在林则徐的“戒烟断瘾方”中，“忌酸丸”是主方，“补正丸”则是辅佐方。即：先单独服用忌酸丸三五天后，每日减忌酸丸一粒，加服补正丸两粒，如此每日递减忌酸丸递增补正丸，逐渐减至不服忌酸丸，只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就可停药。四物饮和瓜汁饮，是林则徐和中医先辈鉴于“忌酸丸”“补正丸”药价昂贵而创制的简便药方，“皆费钱极少，而收效甚捷”。

　　对于戒烟药方的使用，林则徐在给家人的信中，嘱其“速照方抄录，刊印三万纸，遣人散发乡里，庶使穷乡僻壤之地，舆台奴隶之微，苟一念知悔，无论有钱无钱，皆可立刻配合，则恶癖易除，而显戮可免矣”。这四首戒烟药方，当时即风行各地，收效甚著。林则徐逝世后，当地中医在忌酸丸原方15味药(含生附子和大烟灰)基础上，增加了杜仲、甘杞子、炒枣仁，即世称的“林十八方”。

　　那时，面对鸦片烟毒对民族健康、百姓生命的危害，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在抵御侵略、禁戒鸦片中的见识和担当，中医药在戒除鸦片毒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忌酸丸”“补正丸”，以及廉价的“四物饮”“瓜汁饮”和流传至今的“林十八方”，被视为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对禁烟的重要贡献。

　　中医西医的早期交流以及“中西汇通派”的有益探索

　　卫生和健康，是人类的共同需求。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医药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明代的郑和航海事业中，同样十分重视中医和中医药。在郑和船队，配有180多名医官、医士和药士，还有“稳婆”，即接生婆；带有大量中药材。船队每到一地，都要设帐、施诊、送药，教当地人接生。每次出海，船上都带豆子、泡豆芽，“豆芽种生”，以补充船员无青菜饮食引起的营养缺乏。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许多药材物料，包括印尼森林的樟脑、乳香，苏门答腊火山的硫黄，以及大风子油、胡椒、丁香、豆蔻等。这些药采来后，及时在船上加工处理，药性保持得很好。郑和对这些异国草药十分重视，曾命人在南京狮子山静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种培育。后来李时珍还专门到静海寺考察，以完善、充实《本草纲目》。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开始撰写《本草纲目》。第二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明朝官吏，租住澳门。1568年，澳门第一任主教卡内罗在澳门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白马行医院。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撰写的《西国记法》有关人体大脑的描述，是最早传入的西方神经学。同时，利玛窦还把西方解剖学的概念带入中国，与撰著《疡科准绳》，清晰描述了人体骨骼形状、数目的明朝医家王肯堂进行过多次讨论交流。1622年，瑞士人邓玉涵来到浙江杭州，将西方《解剖学论》翻译成《泰西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两卷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解剖学译著。同时，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医，并有选择地将中医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部分内容次第介绍到欧洲。

　　从西医传入我国，先后有李鸿章、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医学堂和陆军医学堂，都是以西医为主，主要为清王朝的海军和陆军服务。同时，西医“服药方便”“打针入体”“外科手术”等，也一步步被一些能接触到的人所接受。这些，都为西方医学在我国日益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西医从沿海到内地，从设诊所到办医院，从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从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形成了近百年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客观具有“实践”“传承”“创新”“包容”的显著品格，对当时西医传入，以中医的“中西汇通派”为代表，并不是排斥的，而对中医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创新做了积极探索。

　　“中西医汇通派”的主要代表是四川彭县的唐宗海(1846年—1897年)；广东南海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江苏武进的恽铁樵(1878年—1935年)和河北盐山的张锡纯(1860年—1933年)。他们素有深厚的中医学术修养和文化自信，又认真分析西医所短所长，各自都作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唐宗海将中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与西医相互参照，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具体包括《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和《本草问答》)。涵盖了中医理、法、方、药各方面。他首提“中西汇通”，认为中医西医原理相通，力图证明中医并不是不科学，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善尽美之医学，“不存异同之见，但求归于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