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3)

　　朱沛文在苦读中医经典的同时，也学习了西医著作，还到西医院观看人体解剖。著有《华洋脏象约簒》(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全书共三卷，分别汇集了《黄帝内经》《伤寒论》《医林改错》等中医经典中的相关论述和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图谱，分类相互参照、逐条分析长短。如在“心脏体用说”中，朱沛文指出：“心所生者谓血，心所藏者谓神，华意甚确。惟洋医单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医单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动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允”(《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心脏体用说”)。故此等等，他认为中西医之间，有可通也有可不通之处，应“通其可通，存其互异”。

　　恽铁樵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他在《群经见智录》中，明确提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位置”，并阐述说：“西医之生理于解剖，《内经》之生理于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之五脏，乃气化之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既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他还提出，“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即属荒谬，”那么“谓治医学不讲四时、寒暑、阴阳、胜负之理”，同样“即属荒谬”。

　　他在《灵素商兑之可商》一书中，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应以中医为主，“先对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文明”。他反对当时的“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做法”，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他在充分肯定《内经》的基础上，还在《伤寒论研究》中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和”，对中医的演进发展充满信心。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所主张的中西医汇通特色，即：“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配合变化以临床经验为准”(《伤寒论辑义》)。所以，其著作和临床都很切合实际，很受欢迎。

　　张锡纯从自己的切身实践出发，认为西医之理，原本就包括在中医之中。他说：“年过三十始见西人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外。后又十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只不过中医“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他还说：“吾儒生古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他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识和责任，从医理分析、疾病诊断、治疗用药等多方面，中西互参，深入阐发。他也以对心脑的认识为例，说：“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医为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还有对气血上行的认识，他说：“《内经》谓：血之余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细辨《内经》之文，原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再如，关于用药，他说：“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他还以西药阿司匹林治疗肺结核为例，认为此药对降热很有效，但“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著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

　　以上，“中西医汇通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顺应历史潮流，深怀为“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的理想，艰辛探索，力求“与古为新”，其精神和贡献都是十分可贵的。

　　我认为，如果就像郑和下西洋、中医先辈们的艰辛探索和西医初到中国时直接做的事情一样，中医走向世界，西医也到中国，人类生命科学的成果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一再揭示的“世界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和人类精神交往的客观性决定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疾病、疫疬、鸦片等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中医药的悠久历史、深邃智慧、丰富经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交往，所具有的优势和作出的贡献是明确的。

　　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