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4)

　　针对18、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70页)。列宁则就资本扩张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他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资本扩张和殖民地“传统”“历史”“断绝”的论述，也同样被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医药于其中的命运所证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经历了深重苦难，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几千年佑护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医药，也曾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

　　伴随着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侵略：1856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1888年，英国从印度发动了第一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1902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1904—1905年间，日本和沙俄在我国东北进行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清政府割地赔款，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关税、治外法权、传教、商船军舰内河航行、驻军、设租界地等一系列特权。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到1931年日本进攻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后来批准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清朝道光皇帝，于1822年一反历代于太医院均设针灸专科的常例，颁布了“禁针诏”。1903年，清政府制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医科分医学和药学两类，医学科29类，药学科17类，中医中药虽列首位，但只占一类，其余均是西医西药，中医中药的比例被大大减少。

　　进入民国时代，在北洋政府以及南京政府时期，先后又发生了两件与中医生存相关的大事。一件是1912年北洋政府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在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完全把中医排除在医学系统之外，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另一件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以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纲领的4项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即“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当时，这两件事先后激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中医界先辈针锋相对提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主张。面对中医界的反对和全国舆论谴责，这两件事虽然都不了了之，但“废止中医”的争论却并未停止。

　　在当时，对中医药学，是“废医”还是“护医”，有代表性的是主张“废医”的余云岫和坚决“护医”的恽铁樵之间的争论。两人对中西医都有一定修养。恽铁樵强调，中医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要按照自己的理论去发展；中医的立足点在理论，也在临床，看好病、有疗效就有科学道理。余云岫则认为中医虽有疗效，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是虚玄之学，中医是立足于空想。这个争论逐渐发展到学术之外，成了中医存、废之争。近现代史上，国运衰败，中医药也受到很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呼唤，也正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中医药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中医药早期深度介入，全程广泛参与，在防控和患者救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