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3)

　　彭凯翔：对历史的理解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按一定的时空关系排比叙述来建构，但无论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是空间上的区域范畴，本身都不足以构成因果性的解释。另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是，将它视为多个变量相互影响产生的一个过程，史料则是这个过程给观测者呈现出来的某些记录（或样本）。在后一种方式里，每条记录都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透露变量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要努力拼合记录中的信息，来找出变量间最可能的关系。为此，就需要将历史记录结构化，把样本中的信息分解为若干变量的取值或编码，形成数据库。在以往的历史数据库建设中，较常见的是将原本就是数据形式的史料进行汇编或电子化。汤象龙、梁方仲等对财政、粮价等数据的整理工作，王业键主持整理的清代粮价数据库，近年来吴松弟主持的海关数据整理等，均属此类。也有的数据库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某种处理后得到的，如曹树基研究团队中的人口数据建立在考辨史料、分析制度背景的基础上，中央气象局的历史灾害数据则根据文字记录进行灾害等级的编码。近年来的一大进展是越来越多的人物、制度等方面非数值但结构化较高的史料得到整理，形成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明清人名权威资料库》《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等成果。

　　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经济学者介入了历史数据库工作。他们一方面将历史学家已整理的数据按时空单元匹配起来，形成多变量的数据库，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未结构化的史料进行整理，建立新的数据库。以我参与建设的利率史数据库、刑科题本借贷案件数据库为例，都需要对各种形式的文本史料进行结构化编码，产生出包含数十个定性与数值变量的数据库，并尽量将每条数据的时空单元精确到年—府县级，以便具体研究时能和灾害、粮价等其他数据进行匹配。另外，还有一些近代史料，本身已是数据库，但结构太复杂，它们作为数据库的价值也需要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才能更好发挥。

　　主持人：那么诸位认为未来数字人文还可能对史学研究有哪些重大改变呢？

　　潘威：如同当年“数字地球”与“信息高速公路”理念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的起步提供了基础条件一般，“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也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好了必要条件。但要将这一机遇转化为实际的创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最重要的就是营造好技术创新环境，数字人文建设需要经费、场地、设备、培训，这些都需要投入，也需要加强管理。至于具体技术方面，“人工智能”是可以预见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目前，包括我们“数字历史黄河”在内的多个海内外团队都在摸索其应用方式。

　　彭凯翔：史学界的数字人文目前还较少应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人工智能也可以理解成人工+智能。史料的数字化直到现在主要还是依靠人工，也通过人工在文本识别、点校、标注等方面提供了堪称海量的数据积累，为迈向智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云计算是和人工智能相辅助的。相信将来我们不仅能够在互联网上方便地查阅史料，还能利用人工智能来更有效地找出我们真正需要的史料。另外，目前民间文献的数字化还很不够。对于内在结构较特殊的账簿、族谱等史料的数字化，学界恐怕还要做不少探索，一旦民间文献的数据库工作铺开，中国史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都可能发生惊人的变化。

　　3

　　审视与期许：从史学学科传统展望数字人文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