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4)

　　主持人：任何一种技术、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适用限度，须与其他研究方法技术相配合。数字人文热之下，更需要我们回到历史学学科传统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以更好地发挥数字人文的作用。请就此谈谈看法。

　　潘威：传统与现代结合是我一贯的主张，否则研究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技术方案自然也就“无的放矢”。就我个人的经验和认识而言，数字人文只是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辅助研究者进行史料辨析、建立因果链条等，数字人文并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决策地位。至于历史感的形成和升华还是需要依托传统方式，阅读、写作、经历、田野考察等才能真正培养历史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能够使这些方法的运作更为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感的培养方式。

　　彭凯翔：研究人员在面对更加大量的数字化文献时，的确可能会在文本的咀嚼上不够从容，但并不意味着后者不重要。事实上，如果要对史料进行结构化编码的话，就需要对史料的体裁、笔法、制度背景等有系统的把握，这些都离不开考据上的积累。所以，现在构建新的历史数据库，同样也要在史料辨析上先下足功夫，所谓“越多人工，越多智能”。另外，历史学的传统本身有多元性，专门史等分支的交叉性一直就很强。只是，历史学者在最近的交叉研究中受技术等限制，往往局限于史料或数据提供者的角色，这是有必要矫正的，交叉研究不应仅是用其他学科比较华丽的技术重新印证已有的解释，而是要让历史学也从中开拓新领域，得到新发展。

　　赵思渊：如前所述，我始终还是相信，数字人文不会改变历史学所关切的根本议题。但数字人文的确改变了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文献的方式，只是这种改变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对历史学家来说，也许当下更需要思考的是将来如何面对原生数字化史料，尽管以数字人文处理传统史料是当前较为活跃的领域。此外，数字人文对历史学的影响不仅在于研究方面，也在于教学以及面对公众的方式，可视化、人机交互等都是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意味着如何讲述历史，也将改变历史研究成果发布中学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数字人文是一个系统工程，想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原始资料的收藏与提供者（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料的加工者与数字人文产品的提供者（商业公司、收藏机构、科研机构、研究者）、数字人文产品的使用者（研究者、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其中，研究者兼有需求方和供给方双重角色。诸位可否从这两种不同角色来谈谈对数字人文产品提供者有什么期待以及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可能的解决途径呢？

　　潘威：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从需求方而言，我们希望各级档案管理部门能够提供资料查阅和使用方面的便利。从数字人文的研制方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战斗力的工作团队，特别是在史学研究机构推行实验室建设。如果能有更多高校重视“数字人文”实验室建设，将其纳入学校统一的实验室管理体系，实验室管理方式和运营方式的改变将会极大改善数字人文的科研环境。

　　彭凯翔：目前在高校利用较多的是商业化的数字人文产品，主要形式是全文数据库和可检索的图像数据库。不过，这些产品对于深度的数字人文研究而言，还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例如，检索效率不是太高，通常不支持跨库的检索，检索结果的存取亦受很多限制，这些都不利于进行大样本的研究。一种比较彻底的改进思路是为某些数字产品提供主流数据分析软件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让有需要的用户可以自主调用。当然，配套的版权规范也要跟上。而方志、族谱等基础史料的数据化，其工作量既非某一团队或机构所能胜任，其受益方也是整个学界，最好有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

　　赵思渊：这里可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数字人文也是互联网浪潮的一部分，开放，更开放，应当是数字人文发展中的追求方向。第二，对于历史学来说，如果我们将数字人文理解为研究环境的转变的话，这种转变的驱动力既可以是研究者个人，也可以是公藏机构与学术单位，还可以是商业机构。数字人文产品的供给必然是多元的，如果能够形成一些通用标准，对更多的研究者是有利的。比如说，各个数据平台之间是否能够设置通用的数据接入、转换接口，或者在开放获取方面达成一些共识。第三，数字人文的确可能为学者与公藏机构的合作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数字人文的发展为公藏机构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中，学者与公藏机构唯有紧密合作才可能有新的创获。进一步说，馆藏资源的价值与影响力，将更多由关联研究所决定，而不仅是资源本身是否稀缺。

　　■专家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