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夏代国家的起源(2)

　　夏的存在载于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文献《尚书·周书》之中，这批文献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距夏朝灭亡也就五六百年，所言夏之史事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书里称夏为“古之人”“古先民”，称由于他们的统治者肆行淫乐，而被上天派遣商汤革去了他们的“命”，表明夏确实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朝代，且在商朝之前。如果说距今三千年的古人故意伪造一个先前的朝代，恐怕很难说得过去。连上世纪疑古派的领头人顾颉刚先生也表示不能忽视《周书》中有关夏朝史事的记载。他在评论一篇杨宽先生怀疑夏王朝存在的文章中，先指出杨宽与陈梦家二位先生对夏的怀疑“诚不为无理”，却又接着说：“惟《周书·召诰》等篇屡称‘有夏’，或古代确有夏之一族……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

　　当然最终决定夏的存在与否，还得要靠考古发掘的资料来解决。这也是国内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一致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从事夏代考古的专家却未能取得充分让人信服的可以说明夏的存在的成果。他们称，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然而国外学者对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多持否定立场。一位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学者就说，目前二里头遗址的种种发现，不过标志着中国北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开始，由于铭文资料的缺乏，无法判定这一文化为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何许民族或朝代。

　　国外学者所提的问题虽然十分尖锐，但不能说完全无理，因为我们在证明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地区就是过去夏人或夏王朝所居住的地域方面确实没有过多的实质性证据。可见关键问题还是要先确定文献所提供的夏部族或者夏王朝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只有这个问题先解决了，再拿着有关考古材料去相互比鉴，才能解决对夏的认识问题。

　　其实，就上述我们对文明古国的理解而言，中国最早的文明亦即夏文明应当在我们国家的大河流域并且是平原地区去寻找。从这个角度而言，仅把夏文明放在豫西一带便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豫西一带总体上属于山地地形，与大河、平原这些字眼相去甚远。要说与大河、平原扯得上关系的，只有黄河下游一带地区，在这个地方应当能寻找到我国最早的文明古国夏的踪迹。早在上个世纪初，我国著名古史学家王国维就已经提出了夏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古河济之间的论断。他在所著《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他所说夏的都邑及“他地名”（即夏的诸侯国所在地域）都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今河南东部及山东西部一带，它们都处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

　　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王国维的这个说法与豫东鲁西一带一些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勘，竟发现这里倒真有不少夏地域在古河济之间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料来自河南濮阳的考古发掘。按文献如《左传》《世本》《竹书纪年》都有夏后相都于帝丘即今濮阳的记载。其中《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成公刚迁居到帝丘，即有卫国的始封之君卫康叔托梦给他，说其供奉给自己的祭品让夏后相夺占去了。此无疑反映了春秋卫国所迁的帝丘城是建立在过去夏后相所都的旧址之上的事实。刚好，近年发掘的濮阳高城遗址也显示出，其上面庞大的卫国都城正叠压在夏初（或稍早时期）开始建造起来的一系列夯土城的基础之上，这就十分明确地证实了濮阳高城就是过去夏后相的都邑。

　　此外，我们还能举出一些夏代的氏族，如有莘氏、有虞氏、作为夏车正的薛国族等居住在东方的考古学证据。过去在山东从事考古工作的张学海先生对之有过较详细的论证。这几个地方也都处于河济之间的平原地区，属于王国维所说的“它地名”。总之，我们应当把寻找夏文化的重点放到东方，放到黄河下游，放到古河济一带地方来。

　　古河济文明——中国的大河文明

　　古河济之间的“河”指古代的黄河，“济”指古代的济水。这二水之间一片相当广大的地区即所谓古河济之间。我国古代地理书《禹贡》将之划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其地适当河南省东部与山东省西部一带，是我国古代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尧、舜、禹就生活在这一地域。

　　从地理环境上讲，它是一片平原低洼之地，正处在西边的太行山与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为黄淮海大平原的中间部位。后来范蠡在此一带经商，称它是“天下之中”。因其地势低平，交通方便，境内河流湖泊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更有利于招徕四方之民。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土壤的性质，它属于黄河冲积而形成的特殊的黄土堆积，土质疏松、肥沃、富含矿物质而又易于垦殖，使得我国的农业在这些地方很早就长足地发展起来，更容易吸引人们前来种植和开发，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上引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写的《全球通史》说，中东、印度、中国这几个古文明产生的地方都处于“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完全适用于对古河济之间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