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夏代国家的起源(3)

　　此外，我们还不应忘了那时气候环境的变迁。按夏代以前的龙山时期，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正处在由过去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向干凉气候的转换期。过去，在仰韶文化的时期，华北平原包括豫东鲁西平原地区，由于气候的温暖湿润，仍处于一派川水横流、沼泽湖泊众多的景象，尚未完成向今天这样的自然环境的转换，除了少数地势较高的丘岗之外，整体上并不十分适宜人类居住。所以这个时期河济间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也相对稀少。迨至距今5000年以后，整个北方的气候突然转为干凉，气温降低，降水量减少，从而导致平原上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迅速发育，使得这里开始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尤其是距今4200年左右，气候再次大幅度变干变凉，促使这一地区的河道与海岸线基本固定下来，湖沼面积进一步急剧缩小，整个豫东鲁西变得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由是这里的人口与聚落便空前迅速地繁殖起来。对此，不少考古学者如曹兵武、巫鸿等先生都有很精到的论述。

　　这样，在龙山时代的后期，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便已然发展成了一个四方辐辏、人口兴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其时别的一些地区的小平原抑或有人前往，但显然赶不上这广阔而又富饶的大平原对人们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与文献记载以夏后氏为首的夏部族以及许多著名氏族在这一带生息繁衍，是完全一致的。根据文献，我国虞、夏、商，以及颛顼氏、祝融氏乃至秦人的祖先，都曾在这一带活动。此即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在这个地方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人文背景，夏王朝建立在此时此地，绝不是偶然的。

　　大禹治水与夏代国家的产生

　　夏已进入国家时期，研究夏文化应首先研究夏代国家的产生，那么，古河济间居民组成的囯家社会及其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谈到古代埃及、古印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与当地灌溉农业的关系，指出“亚洲的一切政府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实际指出了古代亚洲非洲文明古国的产生多是与组织修建灌溉工程有关。马克思没有直接谈到古代中国，但从我国夏代国家向被视为与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两河流域同一类型的古国来看，它的产生，似乎也应当归结为“灌溉”一途。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归纳，他们说，从文献看来，我国夏初统治者所从事的，只是对水患的治理，而不是灌溉工程，所以不应将我国古代社会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机械地看问题的方法。我们说，尽管治理水患和用水灌溉不是一回事，但都属于和水打交道的“公共事业”，在组织这些工程以促使古代国家产生的路径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何况治理水患和用水灌溉二者也不应截然地对立起来，因为用作去除水患的沟洫也同样可以用作灌溉。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夏代国家正是通过夏后氏首领大禹的治水，在组织广大民众参与水利建设并保持对他们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语·周语》说，由于禹治水的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应当说把禹治洪水与夏代国家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表达得十分清楚。

　　这里的关键，应是要确定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并弄清楚禹治洪水的性质。禹治洪水故事自有真实的成分，亦有后人附益的夸张乃至神话的内容，如将禹的疏川导滞夸张成在整个九州土地上的“导江”“导河”，将大江、大河各个险要之处说成是禹疏通水道留下来的痕迹（即所谓“禹迹”）之类。过去顾颉刚指出这些夸张的内容不可信，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否定整个禹治洪水故事的真实性，说它们皆属神话，并皆为战国时人的编造，就不对了。近年发现的豳公（见图1）铭反映早在西周时期社会就已广泛流传着禹治洪水的故事，且这个故事并不含有神性，说明顾先生认为禹治洪水故事乃战国时人的编造，实属疑古过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