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谈剧场 ：剧院是一场多角关系(4)

　　赖声川：当然。感觉到岁月，最重要的是变化。尤其台北变化很大。我是一个熟悉台北到什么程度的人呢，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坐公车，只要睡着了，我醒来故意不睁开眼睛，我凭其他的感官就知道现在到哪了。

　　我也不觉得我很老，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多台北的故事，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因为街道的名字也变了，房子也拆了——跟现在任何一个中国的大都市是一样的。这些故事怎么保留？我一直在想，然后也在写一些新的东西，也在想怎么去保存这些记忆。

　　史航：回到长春，我最大的特点是，我在自己的故乡是永远不会想去猎奇的，就不想去知道故乡发展成多么好的样子。比如长春有地铁好几年了，可我到现在为止一次没有去坐过。我只在我熟悉的、变化比较小的地方，在孤岛上徘徊。

　　而且我在长春会翻出很多我中学的课本，也就是说1984年、1985年的书。然后看那些课文，突然发现原来小时候对很多事情的记忆是源于课本中某一段叙述，甚至对哪个食物的贪恋，对于哪个昆虫的爱好都是打那儿来的。我现在的知识体系其实就是那时候随便捏成的，后天的阅读只是在丰富这个体系。看到从前看过的书，也就一副镜头一反打，看到当时呆若木鸡的自己，所以还挺好的。

　　赖声川：某一种闭关，但是又是回到过去。

　　张伟：赖老师会觉得从台湾，包括从自己以前的成长里面得到一些像这样的系统化的影响吗？

　　赖声川：当然会。我觉得时间一直往前走，你总是要回顾过去的——你自己走的路，你有没有进步，几十年的事情有没有还在那踏步？我觉得我们对自己诚恳，这点是比较难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承认错误的，这是人的一种本性。怎么去打开自己？其实要去看我的过去。然后我要比较一下过去跟现在，就像史航说的。我觉得是很珍贵的时间，很珍贵的经验。

　　希望活到老，能够更柔软地面对生命

　　史航：赖老师这些剧本我这次几乎全部重新看，我很认真的。有一些我没看过，例如《圆环物语》《水中之书》。我觉得您现在这几年的作品跟以前的相比，好像透进的光亮更多了一点，就是希望感过强了一点。

　　我在想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后来今天早晨我看日本有个导演叫园子温，他电影里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玩，他说：“不是战胜了绝望，而是输给了希望。”我觉得这话很妙。不是你战胜了绝望，绝望是很难战胜的，绝望是很真实的。但是人忍不住，由于年龄由于阅历，总想多再注入一点光亮，所以输给了对希望的向往和给别人希望的愿望。

　　你输给它了，你不能像原来那么完全中立化地客观冷静了，你会忍不住再多打一点光。所以我在《如梦之梦》之后的作品中都感觉到输给了希望，向光亮有点屈服。跟早期那些真正我觉得极端的、懂得用荒谬来刻画荒谬的、幽默的、有点暗黑的时代不太一样。

　　赖声川：史航的脑子真的是厉害。我不这么想，但我可以告诉你确实在我整个创作生涯中有过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也大概就是在《如梦之梦》之前。

　　早年的作品，你看像《圆环物语》表面是个喜剧，其实蛮残酷的。从头到尾的黑色幽默，讲整个社会已经烂到底了的一种情况。后来我发现其实早期的作品我比较会牵涉到社会跟政治，做一些批评。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发现好像不太需要我了。

　　在过去80年代的时候，我们几个作者、我们的作品会被关注，是因为它可以引起讨论。到了90年代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我说我还干吗去讨论。我不需要往这个方向走了，我也没那么大兴趣。讲真的，对政治、对社会我没那么大兴趣。

　　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那个人呢？你为什么要有一些法规来管个人？是因为大家都管不了，是因为自我的约束能力太差了。但是如果每个人的修养到一个程度，那会怎么样？怎么去到达所谓的修养？修养又是个什么的修养？它是一种伦理的修养，还是哲学的修养？还是一种什么的修养？

　　所以从《如梦之梦》开始你就会看到我的动机变了，然后这些作品就变了。它是变得更有希望还是更绝望，我让史航你们去评论吧。

　　张伟：您觉得这个过程中，不管是随着经历还是涉及的领域，包括年龄的变化，整个人会变得更温和或者更柔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