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不唯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新起点(2)

　　四年后，罗竹风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毕业。他重回齐鲁大地，在烟台中学担任语文教员。西安事变后，他却因拒绝向学生讲授“蒋委员长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宣讲国共两党应联合抗日，而被学校解聘。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竹风毅然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的号召，投笔从戎，回到家乡。1937年冬，他与乔天华在平度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并创建了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而后，当选平度县首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自此，罗竹风转身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并于193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罗竹风转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协助校长华岗，进行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教育实践。行政工作繁复，他依旧没有离开三尺讲台，这大概就是身为学人的那种本色。

　　1951年，罗竹风赴上海工作，担任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秘书长。以支援前线作战为中心，“保家卫国、发动群众、增产节约”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

　　1952年起，罗竹风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委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秘书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等职。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了《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书籍的修订编纂工作。

　　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角度出发，积极稳妥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字改革

　　罗竹风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奋斗了六十余个春秋，是一位致力于实际工作的语言学家。人民群众学习文化，首先应解决汉字难识、难读、难记、难写的困难。让文字成为民众认得出、说得清、记得下、写得来的语言工具，1932年起罗竹风投身于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新文字运动。在“语联”的领导下，他努力从事大众语研究，并在北京大学民众夜校讲授新文字课，宣传、推广新文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方案。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胶东地区的22个县主持推广新文字，开展了一系列推行新文字的实践：包括刊印《北方话拉丁化方案》供知识分子自学，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新文字训练，在中学添设新文字课，组织编写课外通俗读物等等，将新文字学习和应用相结合，为文字改革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主持上海语言文字工作期间，罗竹风领导开展了文字改革、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普通话的立法、宣传、推广、应用等工作，推动了全社会用语规范；他积极支持创建《汉语拼音小报》，旨在提高语文教师教授汉语拼音的水平，帮助少年儿童学好汉语拼音。

　　文字改革为统一祖国语言所需要，罗竹风强调实施文字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以克服汉字难识、难读、难记、难写的障碍为出发点，为人民群众掌握文化学习的工具、提高文化水平服务。他认为，实施文字改革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急躁情绪，认为可以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一种是慢慢吞吞、无所作为，认为文字改革的时间长得很，并不迫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角度出发，积极稳妥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字改革。

　　罗竹风强调，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就是要在全社会推行使用简化汉字，以解决有些汉字笔画多、难书写的问题；推行使用汉语拼音，以达到多识、快识汉字的目的；推广使用普通话，以打破方言隔阂。

　　在对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长期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中，罗竹风写下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章，其中包括《汉字和新文字》《五四运动与中国语文革命》《从新文字的理论到实际》《新文字的学用和难易》《文字改革的任务应当提到一个更高的战略角度来考虑》《正确理解双语现象》《关于童话的写作问题》等等。

　　《辞海》修订——成为结束中国辞书编纂落后面貌和开创新纪元重要标志

　　1957年，大型综合性工具书《辞海》(1936年版)的修订任务交到了上海，作为时任上海市出版局的主要领导，罗竹风抓起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组建工作，从干部配备、人员调动、专家聘请，到辞海编辑委员会的组建、办公场所的选定，他一一关照，事事落实，让《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从此有了一个专司其职的工作机构和一支具有相当水准的编辑队伍。

　　作为最初的两位副主编之一，他领导、具体参与了《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制订《修订〈辞海〉计划》，并及时修改了指导全书修订编纂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释文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为统率，应当用科学的、客观的、正面叙述的方法，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稳定的知识，并且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