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编剧全勇先“出圈” 电影、译作同时受关注(3)

　　全勇先上初中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汹涌澎湃。他觉得自己那时候“才完成了文化启蒙”，同时对文学的兴趣更加强烈。“第一次看到辛格小说时的震惊感至今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尔》，作家对一个‘傻瓜’的悲悯情怀和深刻同情，让人终生难忘。”

　　1981年看《呼兰河传》时激动的心情，全勇先也至今难忘：“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生活啊……也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开始恶补文学作品。一个大时代潜移默化地把你往前推，我觉得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人人都有热爱学习、接受新事物的心，特别有朝气。我们那时候都写诗，我大概到22岁后就基本不写诗了，但是我一直都在读诗。”

　　那种热情，到现在身上也还有

　　1942年，全勇先的爷爷奶奶从朝鲜移民到中国，“我们家落脚的第一站就在五常的背荫河，731部队神秘的‘中马城’就在那儿。我父母都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回来都在公安局工作。”童年生活给全勇先留下美好的记忆，“1980年的时候我家就买了个彩色电视，那时好多邻居晚上都过来围着看。《女奴》《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屈原》都让人激动不已。”更让他感念的是，父母家人都是那种特别勤勉、善良、极富同情心的人，对他想做的事都尽力支持，“当时我好多行为都太前卫了，比如18岁去神农架找野人，在别人看来，这孩子疯了。”可父母出于对他的信任，认同男孩子要有出息就得出去闯荡、吃苦受罪、经历挫折和摔打。去神农架找野人的路上，他还救了一个人，“这件事当时还被《中国青年报》刊登出来，题目叫《野人没发现，悬崖救行人》。”说到这儿，全勇先乐了：“才发现，这辈子好像跟‘悬崖’摽上了。”

　　回首往事，全勇先现在都觉得当年自己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背着包就走，从大雪纷飞的黑龙江一直走到椰林婆娑的海南岛。”全勇先自言年轻时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热情的人。后来全勇先做了政法记者，“当记者可以到处东张西望，每天也不觉得累，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让人好奇的东西”。在此期间他介入过很多刑事案、诈骗案的调查。“当记者的这些年让自己丰富起来了，犯罪也是一个把人性放大的东西，所以这段经历对了解人了解社会有很大帮助。”

　　积累多了

　　写作时就游刃有余

　　可能跟当记者东游西逛有关，全勇先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还下功夫采访了不少老人，“一开始带着摄像机录音笔去，很快我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束缚，令被采访者紧张，他(她)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东西。后来我就跟他们喝酒、聊天，在一起放松下来，心里话就说出来了。”

　　在哈尔滨时，全勇先对建筑尤其喜欢，“站那儿看一看，再走一走，是非常有滋味的一件事。果戈理说过：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建筑蕴含了很多东西，很多故事，假如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但是你在他的房子里住上几天，就会产生一种连接。”

　　他还经常去博物馆，“记得在沈阳九一八博物馆看到一些老照片时很惊讶——奉天那时候已经有外形像内燃机车似的机车了，而且有些地区已经有瓦斯，煤气已经接进了屋里。1903年发明了抽水马桶，没几年哈尔滨就有了。我看过当年的报纸，甚至普通人的日记，还有宾馆的账单。这些交错起来的点，勾连起来就会还原当年的样子。积累多了，对当时社会的形态、社会氛围有所了解，到写作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了。”

　　全勇先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可能跟他乐天的生活态度有关。回首往事，“记得新千年初，在佳木斯的父母生病以后，家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当时比较焦虑，觉得生活需要一些改变了。”

　　当初毅然决然地“北漂”，到现在全勇先都觉得自己有点疯狂——“连工作也没有找就直接来了。起初也很狼狈，后来做了一些电视剧，也卖了一些影视版权，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起来。我这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心也大，觉得通过努力将来都可以改善。别人都在这儿活着，我凭啥就活不了。”

　　这么多年来，全勇先说自己很信一句话叫“事缓则圆”。“没必要火急火燎非得功成名就，一步一步顺其自然，不那么给自己压力，心态上就相对平和。想想30多岁时有一段时间每天写8000字，一天一集，二十几天就写一个电视剧本，现在再那么写，估计就得写到住院了。”他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