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九零后》，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表”(2)

　　物理系的先生们想方设法补贴家用。赵忠尧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观测到正负电子湮没辐射的物理学家，他在家里做肥皂来卖；每天清晨不到5点，周培源先生就得起床，刷马喂马，光着两只脚到滇池挑水，他在昆明写出了《湍流论》，这是国际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吴大猷先生提着菜篮和秤进教室，将它们放在黑板下面，等下了课，再到市场买菜回家，他还买了两只小猪，打算养大了卖掉变些钱。

　　经济窘迫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靠给他人治印挣钱，最初的篆刻标价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每字200元，刻章一枚可支撑一家人好几天伙食。

　　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她们就一边谈着克里斯丁娜·罗赛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的咬胡萝卜。

　　当时学生吃的饭被称作“八宝饭”，政治系学生李忠回忆，“它呢是红米，里面有稗子、谷子、麸皮、石头子，甚至还有耗子屎。有一个技术：先盛半碗，赶紧吃完，（这样）可以吃一碗半，要不然等你吃完，第二碗就没了。”

　　女同学是“抢”不过男同学的，杨苡（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诗人，《呼啸山庄》译者）说，他们的搪瓷碗摔不坏，于是男同学把碗远远的像扔飞镖似的，扔过去添饭。吃完前半碗，再呜的扔过去添下一碗。

　　师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十来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最叫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单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为了听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他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胡邦定（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回忆，“闻一多出了一个题目，唐朝的名诗人李贺，大家写一个读书笔记，汪曾祺就为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个。其中有一个锦句就是说，别人的画是画在白纸上，李贺的诗画在黑纸上，所以特别浓烈，特别强。闻一多大为欣赏，说这写得真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底下大家就笑了，都知道这就是汪曾祺写的。”

　　历史学系陈寅恪先生上课一丝不苟，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先生即开始讲述，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对面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他的课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朱光亚自述，“那时候，吴大猷先生的夫人病得很重。他一面照顾夫人，一面给我们讲课。我们常到他家里去听课。我是穷学生，吴先生知道，因此常常留我吃饭。有时候师母要去医院看病，昆明郊区连黄包车都没有，都是我一路背着去。那个时候，我们师生就像一家人。”

　　吴大猷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分别给他们的先生写信：

　　大猷师：

　　振宁后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对“宇称原理”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观念有关。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告诉您的，而今天是一个特别恰当的时刻。 生 振宁

　　大猷师尊鉴：

　　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一九）四六年没有能留学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有这几年一类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 生 政道

　　爱情

　　“我是1937年中学毕业的，保送南开大学，那里就有我的毕业照。照完了相大概第二天，就知道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作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大一新生，杨苡无书可念了。几个月后，她得知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于是决定乘船离开天津。她和大多数联大学子一样，取道香港经水路前往越南海防，再换乘火车最终抵达昆明。80多年过去了，杨苡响亮地报出了自己的学号，“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