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克孜尔石窟，不是“第二敦煌”(2)

　　国家文物局大规模投入经费、进行保护是从1986年开始的，按照克孜尔石窟四个区域即谷东、谷西、谷内、后山区分为四期实施了岩体加固保护工程，直至2003年才全部竣工。

　　克孜尔石窟地处地震带，每年三到四级强度的地震频发。而洞窟墙面的砂岩非常疏松，会因为地震带来的山体倾塌而产生裂隙，甚至从中间断裂前倾。大量洞窟前端甚至就此坍塌消失、无法修复。岩体加固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坍塌的速度，搭建的挡雨棚也能截住雨水，使雨水不直接对洞窟岩体造成危害。

　　新京报：对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赵莉：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上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次错误性修复，把大部分没有壁画的壁面用三合土进行了涂抹，掩盖了壁面的原始痕迹。这样一来，在后续进行复原时，我们就无法辨别这块墙面的壁画是遭到当年德国探险队的切割，还是自然脱落的。我近期复原完成的一幅壁画，根据它的尺寸和题材，放在同一壁面8个不同的位置都合适，这便增加了判断壁画准确位置的难度。

　　这受限于当时的修复条件。三合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局部保护作用，阻止壁画边缘继续脱落。只是采用的材料不对，文物保护采用的材料应该具有可逆性，而且在修复之前应该拍照建档，当时负责管理的机构没有条件对石窟拍照、建档。

　　新京报：目前国际上对于克孜尔的研究进展如何？

　　赵莉：德国探险队将新疆文物劫掠至柏林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考察报告，在此之后国际上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就已经达到顶峰了。这些考察报告就成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必备案头书。之后近一个世纪内，所有的关于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都是零星的、碎片式的。但是，现在我们出版的这套《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将成为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的工具书和案头书，我们掌握了话语权。

　　在国外研究者看来，克孜尔石窟的价值远高于敦煌

　　新京报：许多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报道，都把它称为“第二敦煌”，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赵莉：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怎么可能是“第二敦煌”？克孜尔就是克孜尔，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比敦煌莫高窟早100多年，它保存的早期部派佛教的艺术形态，是世界范围内部派佛教唯一完整的可视窗口。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敦煌更有知名度，为了让大家更加熟悉克孜尔石窟，所以采用了这个说法？

　　赵莉：我觉得不是为了让大家更熟悉克孜尔石窟，而是他们在心理上就把它定位为“第二敦煌”，认为克孜尔石窟就不如敦煌莫高窟重要。

　　新京报：为什么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远不如敦煌？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赵莉：其实在国外研究者眼里，克孜尔石窟的地位和价值远远高于敦煌。反而在国内，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才使得它鲜为人知。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偏远的地理位置：克孜尔石窟距离乌鲁木齐还有8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的航班直到2011年才开通。以前我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由于班车在路上出故障，走了三天才到克孜尔。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很多学者都知道克孜尔石窟相关的研究做不了，太难了。因为它的基础材料是不完整的，研究对象是不完整的，怎么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基础工作，首先我们要复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解决研究对象的完整性，我们要做内容总录，我们要做考古报告。在这些基础工作完成后，马上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性成果，佛教美术方面也好，考古方面也好。

　　鲜活的雕塑，立体的壁画

　　新京报：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创作技法上，和国内其他的石窟、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有哪些不同？

　　赵莉：技法上，最突出的就是采用了凹凸晕染法。“屈铁盘丝”“曹衣出水”，在克孜尔的壁画和雕塑中都有体现。相较于敦煌等内地石窟早期洞窟壁画的平涂，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立体感特别强。

　　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风格受到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风的影响，而后期石窟便逐渐发展为全然的中原风格。

　　新京报：你曾提到，石窟是佛教艺术中的综合体，有建筑、有彩塑、有壁画，那么壁画在整个系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赵莉：实际上在石窟寺兴盛的时候，塑像应该是洞窟中最鲜活的艺术品，并且数量非常之多，例如克孜尔第47窟有一座16米高的大立佛，两侧壁各有4层，每层都有7尊雕塑。但是新疆石窟寺的雕塑是泥塑的，而不像中原地区有石雕，因此非常不容易保存。在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之后，当地人民就改变了信仰，石窟寺也就衰落废弃了，雕像也随之坍塌毁坏了。残存的一部分雕塑被外国探险队劫掠走了。现存的雕塑已是凤毛麟角。

　　现在，壁画成了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艺术品了。

　　新京报：克孜尔石窟的建筑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还分为不同功能区，你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