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克孜尔石窟，不是“第二敦煌”(3)

　　赵莉：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样，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龛窟等，还有一些异形窟，如长条形窟、“十”字形窟、窖窟等。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礼拜窟、讲经堂、僧房窟和禅窟以及库房、作坊等。

　　有人离开，但总有人留下

　　新京报：你一开始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选择来到克孜尔？

　　赵莉：我此前就读于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大三时，我们观看了一部教学片，名叫《龟兹石窟》，这是我的班主任孟楠老师所在的团队拍摄的。影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魂魄立即被克孜尔壁画收走了——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绘制出这么精美的壁画，即便现代都很难做到。原本毕业后可以留在乌鲁木齐的我，却执意要到克孜尔去做壁画研究，自己背着行李就来了。

　　新京报：来到克孜尔后的工作主要有哪些？

　　赵莉：来到克孜尔之后，我被分配到文化研究室，在霍旭初老师的带领下，白天看壁画，晚上读佛经。因为壁画是根据佛经绘制的，首先我要熟悉壁画，把它往脑子里灌，记住壁画的内容，再通过大量阅读佛经，考证壁画在佛经中的出处。敦煌壁画是直接根据汉文佛经绘制的，可以一一对应。但克孜尔石窟壁画当时是根据梵本或胡本(吐火罗文)绘制的，而许多梵本和胡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参照的是汉文的佛经来考证佛经壁画的题材内容，因此对壁画的解读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你在克孜尔待了二十几年，那里的条件其实非常艰苦，你去之前知道吗？

　　赵莉：去之前不知道。那时候住的土坯房，取暖做饭靠生炉子。我们哪会生炉子？生活非常艰苦，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研究所有一片菜地，夏天炒的辣椒里面看不到油星，辣的吃不成，只好就点菜汤下饭。我们大学毕业一块儿去克孜尔的有4位同学。1994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中，我们两位同学就被埋在倒塌的土坯房中了，幸好他们钻到了书桌下面，才没有受伤。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给文物系统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这两位同学就报考了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没再回来。另外一位同学后来也调回了乌鲁木齐。

　　离开也是因为条件太艰苦，除了自然条件艰苦，物资很匮乏，我们大部分人都顾不了家、顾不了孩子。回家的日子都是没准的，有时候几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最长的一次我在克孜尔连续待了4个月。我爱人是为支持我的工作而作出牺牲的。他是军人，因为孩子2013年要上小学，他选择在2012年退役，没拿大校、没评高职。

　　新京报：你提到克孜尔留不住人，不断有人来、不断有人走，你有和他们聊过离开的原因吗？

　　赵莉：不用聊，这是很现实的，是我自己都经历了的。我很幸运，遇到我爱人这样的伴侣，他可以为了我的事业放弃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许多同事在克孜尔都40多岁了还找不到对象。结婚了以后也顾不上孩子、顾不上老人、顾不上家。他们要走，我都是流着眼泪目送他们的。

　　有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跟着我在克孜尔实习，临近毕业，我希望她留在克孜尔，按照她的条件设置了岗位。她也报名准备参加考试了。但是在临考前两天，她哭着来找我说：“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要放弃考试了。我家里人不允许我留在克孜尔。你对我寄予了厚望，这话我实在说不出口，你骂我吧！”我说：“我为什么要骂你呢？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也舍不得让她留在克孜尔。我为什么要骂你呢？你如果想回老家，我帮你联系工作。”

　　我不能要求别人像我一样把克孜尔当作自己的家。

　　新京报：你不担心克孜尔的研究和保护后继无人吗？

　　新京报：有人离开也会有人留下。10个人中总能留下1个吧。慢慢来，但是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新京报：哪怕在克孜尔的基础研究完善之后，和敦煌的差距也没有办法减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