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克孜尔石窟，不是“第二敦煌”(4)

　　赵莉：因为我们在提高的过程中，敦煌研究院也在飞速发展。两者的差距甚至可能越来越大，过去差的是20年、30年，现在差得估计是40年、50年了。

　　新京报：你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

　　赵莉：当然了。我们的学术团队一直建立不起来，人才留不住。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轻言放弃，我想做的事，哪怕20年、30年我也一定要把它做成。

　　新京报：在你看来，从事考古工作最需要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赵莉：热爱。因为我热爱，我才能留下来。我留下来了，我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的水平能有北大教授高吗？没有！但是，我所具备的条件是北大教授具备不了的。因为我就是克孜尔的人，我守护在这个地方，可以随时上洞窟。对于其他学者而言，克孜尔是他们研究生涯中的星星点点，但是对我而言，克孜尔是我的全部。

　　我不怕吃苦，但我对不起孩子

　　新京报：面对这么艰苦的工作环境，你有后悔过吗？

　　赵莉：我这人是很能吃苦的，那些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方面的艰苦与匮乏对我而言都不算啥。但是，面对我的女儿，我很后悔。我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培养孩子。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每次我临走前，女儿都抱着我哭喊：“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离开我啊？别的妈妈都在孩子跟前，就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我无言以对，眼泪只能往心里流。渐渐地，女儿对我越来越失望了，不管什么事，妈妈是永远指望不上的，便赌气不再理我了。我在克孜尔的时候，女儿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我问她：“你不想我吗？”女儿回答：“想你有用吗？我想你你也回不来。”这点让我特别伤心，我觉得作为母亲我很失败。

　　新京报：你一年大概有几天能陪在女儿身边？

　　赵莉：这个不好说。我长时间在克孜尔工作，即便回到乌鲁木齐，大部分时间也是出差、出国路过。有时候，家就像旅馆一样，只是一个落脚点，从克孜尔回来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又走了。

　　新京报：你丈夫有和你谈过对你工作的想法吗？

　　赵莉：我丈夫特别理解我、支持我。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我丈夫、我母亲、我姐姐，他们都觉得我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身边人也会质疑，做了这么多年还做不完，是不是你能力不行？我丈夫也会催我，认为这本书稿应该出版了。直到今年春节，他帮我校对书稿，他才真正明白这项研究项目有多大的体量，每一幅壁画的复原又有多少困难。他说：“怪不得你老是交不了稿。”

　　等到他最后看到成稿的时候，他说自己被震撼了。他激动得一宿都没有睡觉，一遍一遍地看，不停地问我，这幅图是怎么复原上去的？你怎么知道那幅壁画的位置？他比我兴奋，像个孩子一样。

　　如果没有研究院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没有家人和这些老师们的支持，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这个项目是根本完成不了的。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在克孜尔坚持了二十几年？

　　赵莉：因为克孜尔就是一个宝藏、一个谜团。在它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才刚刚打开了克孜尔的门，还没有迈进去。克孜尔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让我脱离克孜尔的研究，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采写/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