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北京798艺术区前传(2)

　　传奇毕竟只是传奇。酒仙桥这个名字虽然好，但是古人笔下的田园风光，几百年下来，似乎也消散殆尽。解放前，这里是一片农村旷野，而且坟地居多。1950年酒仙桥地区建立行政村时，所辖住户300余户。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片荒野之地在短短几年中，变身为我国的电子工业基地，相继建起了774厂（国营北京电子管厂）、738厂（北京有线电厂）和718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由南向北，一字排开。

　　据《国营第718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厂史》记载，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北京西面是文化区，东面是工业区，因为北京多西北风，工业区的污染物不会被刮到西边去。

　　718厂筹备组成员、转业军人秦良文最早来到这里，征地，迁坟。从东直门到大山子，只有一条大车道直通顺义，也就是后来的京顺路。道上两条半尺深的大车沟，两边全是庄稼，也没有店可住，秦良文只好住在将台乡的乡长家，征地工作结束时，秦良文也娶到了乡长的女儿秦友荣。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激情五十年代

　　今年88岁、早已退休的冯怀涵，一直住在离798艺术区不远、上世纪80年代工厂为职工盖起的红砖宿舍楼里。从1952年到1988年，她在718联合厂和后来的798厂长期从事铁氧体技术工作，担任过车间技术主任和设计所副所长等职务。前些年，她和她的先生沈执良共同参与了718厂厂史的编写工作。2017年10月，纪念718厂落成暨开工60周年展览开幕式上，冯怀涵作为老一辈创业者代表发言。

　　谈起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冯怀涵仍激动不已。“建设718联合厂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批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是罗沛霖。他是美国博士，去过延安，在延安敲敲打打生产过60多部收发报机，抗日前线用的，非常有经验。他是我的校友，交大35届的。”冯怀涵说，由于当时苏联没有能力帮助中国建设这么大的一个无线电元件厂，于是转向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到1990年10月3日存在于欧洲中部的社会主义国家）求援。“那会儿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嘛。东德同意了。国家派罗沛霖一个人在东德考察设计整个项目。但东德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厂子，他们基本也是一个产品一条生产线，分布在几十个小厂子或者研究室里。结果是东德无线电行业整个一个工业局为我们设计成了一个联合厂。什么都有，包罗万象。在它的初步设计里有一句话，‘本设计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工业对元件的需要。’”这样规模的“洋、大、全”工厂，在当时的苏联和其他国家也是罕见的。

　　罗沛霖曾回忆说，718厂不属于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大型项目，而是“一五”计划中独立的第157项，是东德在中国最大的工程。建设预算是1.4亿元人民币。罗沛霖在东德参观了20多个工厂，初步形成了联合厂的设计文件。

　　当时的东德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有能力单独完成这一巨型项目。联合厂的建筑设计是在柏林有了总体规划以后，委托东德的建筑师设计的。当时，德方专家也曾建议，在中央办公楼的设计上或者参考苏联人的风格，或者采用一些中国的民族形式，罗沛霖说，你们还是按照你们通常的设计做，怎么合理就怎么搞吧，因此也就有了后来和苏联那一套完全不同的设计。

　　李瑞从张家口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任上调到北京担任718筹备组组长，随后出任第一任厂长。他曾经回忆过工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由于德方设计办公楼人防工程地下部分的标准很高，苏联专家认为可以节约一些。于是，李瑞去和德方总工程师范菲博士商量。“当时，听我表达完我方意见后，范很严肃地板起面孔厉声问道：‘厂长李瑞先生，这建议是您提的吗？我不相信！是谁提出的，您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暗指苏联专家）。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但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最后，上级领导批示：仍按原东德设计施工，不再变更”。

　　其实，建设这样一个大项目，东德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专程来华参加718厂开工典礼的东德副总理厄斯纳在讲话中坦承，“建设这个工厂对于我们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多年以后，冯怀涵在718厂庆庆典上见到应邀前来的前东德援建专家，那位专家告诉她，你知道吗，项目完成以后，我们在德累斯顿专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因为对德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十分值得骄傲的项目。

　　在工厂设计与建设的同时，人才培养也在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