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北京798艺术区前传(3)

　　冯怀涵是第一批分到筹备组的大学毕业生。1952年，冯怀涵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毕业，被选送到张家口军委通讯工程学院学习德文，与她同一批学习的一共有20人。一年后全部转业到718筹备组，开始翻译德方提供的初步设计，整个项目的进程一环扣一环。“我们翻译了有半年多吧。到1954年年初翻完，然后晒图，归档。现在还在资料室里。这些都是保密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写厂史的时候，特别允许我们到资料室去查阅当年我们翻译的东西，看到上面都是绝密的字样，还有我自己翻译的笔迹”。

　　“1954年年底，李瑞厂长带着第一批9个人到德国实习，其中有我。去学习各种技术。”冯怀涵说，“在柏林，我们在电车上往下看，很多破损的房子，那时候还都没有恢复，都是二战留下来的。”

　　“我去的地方叫赫姆斯多夫，作为技术人员我在那里实习了一年，工段长的实习期是半年。房东对我很好，把她女儿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住，让女儿到街对面和外婆一起住。因为我比较矮，房东把给我用的桌椅腿都锯掉了一节。怕我坐着不舒服。”冯怀涵回忆说。“1956年年初，厂建好了，开始试车，专家也都来了，然后是试生产，专家和实习人员一起操作。试生产之后就正式投产了，具体日期是1957年10月5日。”

　　718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的设备与生产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堪称新中国电子元件产业的发源地和奠基石。到上世纪60年代718厂分家之前，718厂担负了全国电子元件总产量的25%，占全国16个元件厂产品总量的1/4，军品的1/2。

　　尴尬八十年代

　　“718是个联合厂，下面有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四分厂、五分厂5个分厂。联合厂到1964年分家了。”冯怀涵说。“按照上级的部署，每个分厂都独立了。然后每个分厂给个名字，一分厂797，二分厂718，继承了老厂的名字。我所在的三分厂就是798。798在几个分厂里是占地面积最大、人员最多的，它生产的产品有陶瓷零件和陶瓷电容器。作为绝缘部件，最早生产的陶瓷棒是大家伙，很长的，所以它需要的地方大，窑炉也大。有煤气窑炉、电气窑炉。五分厂是动力分厂，为各生产厂提供热、电、气。有三个大煤气包。751就是五分厂。四分厂原来是个辅助工厂，是机械维修和做工模器具的。和五分厂一样，属于辅助工厂，是最先建成的。各分厂就是这么一个布局。”

　　2015年6月编写的《国营第718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厂史》（1952年~1964年），只写到上世纪60年代，其后各分厂的历史则付之阙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718厂拆分出来的各分厂，也像全国其他国营企业一样，在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之中，经历了效益下滑、企业改制、产业调整、重新战略规划的艰难历程。

　　笔者手中有几册“国营706厂会议记录本”，记录了706厂每周政工例会的会议内容，时间从1983年到上世纪到90年代初。摘引数条，也许可以作为718厂各分厂在上世纪80年代所遭遇尴尬的样本。

　　“1983年10月20日，下午北京电视机厂来人谈产品质量问题”。

　　“1986年9月15日，厂干部科主办邀请在京各大学院校负责分配工作的领导来我厂开会参观，去北戴河旅游，目的为顺利分配大学生到厂工作”。

　　“1986年11月12日，上午，燕翔饭店经理来我厂商洽关于招待所租赁给他们做集体宿舍用，每年租金8.7万元。下午北京市游艺公司来我厂商谈游艺机鉴定和生产一事”。

　　1985年7月，“电子工业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改革电子工业部在京企业管理体制，将所属的13个工厂全部下放到北京市”。笔记本上记录了当时企业的基本情况：企业级别，地（师）级；产品方向，无线电专用设备、工模器具、压铸件；人员情况，职工人数2309。

　　在此后的会议记录中，厂领导口中频频出现这样的话语：“现在赚大钱不可能，我看不亏本儿就行”“我们厂现在是结构性疲软，我们面对市场经济，但是厂内是计划经济，我们要竞争得有质量、价格周期和服务”“不利因素是思想滑坡，管理滑坡，经济滑坡，大中企业外部环境不可能马上改善，企业内部抵抗力弱，资金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解决，体制机制跟不上市场需要，没有竞争概念，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产品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