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先行 北京迎来“大发现”时期(2)

　　很多考古项目启动时，周围建设工程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考古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同一个工地上，这边还在考古勘探，那边建设工程已经在勘探结束的地面上动工。

　　孙勐感受到的很大压力，同样来自时间——城市副中心建设按照时间表推进，留给考古的时间并不多。只有确定古城范围、保存状况，才能判定其历史价值，从而决定应该迁址保护，还是原址保存。这牵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

　　最忙的一段时间，孙勐将近2个月没在家住过。考古队就近在当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每间4个上下铺，住8个人。

　　在张中华的记忆里，自2014年，整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都忽然忙碌起来了。

　　那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先行”原则正式确立。

　　一直以来，北京不像陕西等考古大省，新遗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自那以后，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猛增。张中华担任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他回忆那阵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人员个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

　　5年里张中华只休了3天年假。“5＋2”“白＋黑”成为常态，白天在考古现场，晚上还要回到单位查材料，做些案头研究。

　　孙勐也记得，2014年之前，他每年只做一两处发掘工作，比较轻松。如今，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几倍。“应该说，北京考古进入一个好时候，这些大项目带动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长。”

　　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截至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项，考古勘探面积15677万平方米，相当于把整个三环内都勘探了一遍。“考古发掘399项，发掘面积34.1万平方米，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考古面积，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

　　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后，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其“让路”。

　　京唐铁路、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原本穿过城址的西北，为了保护城址，新路线将钻进地下，从城底穿过。原计划从正中心穿城而过的通胡路，未来也将改道绕行。

　　2014年11月17日，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居住遗址。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另一个北京”

　　一些出土物甚至连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在路县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

　　孙勐与他的同事们奔向全市考古工地时，历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细节，在他们手中浮现。

　　张智勇所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地，发现和清理了300余座墓葬，出土400多件文物。墓葬分单人葬、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迁葬墓等多种形式，为研究北京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世园会的建设范围内，发掘出了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以及银质龟纽“偏将军印章”，为研究此地的军事建制提供了新线索。

　　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项目中发现了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园寝群，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园寝。

　　考古揭开了北京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是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甚至一些出土物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在路县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算筹”。考古队员第一次见到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

　　随着考古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也会暴露。孙勐挤出时间参加城市考古培训班，去外地的遗址现场学习，所里也请来全国最好的专家讲课，以及到考古现场指导。

　　用张中华的话说，不仅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