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的成都岁月：华西坝版的“西南联大”(2)

　　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位于成都锦江南岸，占地广阔，面积千亩，被称为“华西坝”。英国建筑大师弗烈特·荣杜易设计了贵格建筑风格、中西合璧的华西坝建筑群。

　　因这里已汇集了四所大学，人满为患，燕大只能在步行20分钟的陕西街，以月租2000元租用了华美中学以及与之毗连的启华小学(当时成都市中小学生都疏散到了外县)作为校舍。华美中学成为了燕大的办公和教学用房以及女生宿舍，启华小学用作教员宿舍，附近的文庙则用作男生宿舍和单身男教员的宿舍。

　　当时教育部下发一部分战时教育经费，但远远不够。梅贻宝发起了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将募得资金的一部分最终兑换了3万多美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费了。燕大还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英、美等国的教育文化机构。

　　燕大董事会推举孔祥熙为校长，司徒雷登为校务长，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和代理校务长。决定学校中文名为“成都燕京大学”，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tu”。

　　美籍教授包贵思和英国教授赖普吾也回归学校，他们在珍珠港事变时刚好回国休假而未遭日军逮捕。

　　复校消息传出，身在沦陷区的燕大师生纷纷冒着风险通过敌伪封锁线，涌入成都。

　　1942年6月，蔡公期收到好友祝寿嵩的来信，获悉母校复建，马上从北平奔赴成都。

　　蔡公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到成都时，已有66位燕大老生从北平和沪港等地赶到，他是复课日前最后一个来报到的。到年末，到校老生已有256人。

　　华美中学前院的篮球场上堆着几根大树干，准备用以加工宿舍板床。阅览室只有空书架，早到的学生被派到大街小巷去逛书摊，寻觅图书。

　　限于校舍与资金的规模，在招生数量上有严格控制。按照老生的意见，新生人数不宜超过老生，以便燕大精神的保全和传承。

　　入学考试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举行，报名者超过3000人，远超预料。最终录取230人，注册入学201人。

　　10月1日，成都燕大举行了开学典礼。梅贻宝讲话说：“现在外界对搬到成都的这几所教会大学评价很多，有什么‘洋气’‘神气’‘土气’等等之说。对燕京，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正气’！”

　　第二天，燕大正式复课。这天恰逢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来华西坝，向五所基督教大学师生发表演讲。燕大学生唱着校歌，栾汝甸在前高举着绣有燕大校徽的紫色丝绒旗帜，走向华西协和大学。沿途市民纷纷为他们鼓掌。

　　梅贻宝为威尔基担任翻译。燕大学生的笑声掌声都比翻译提前一拍，令其他学校的学生瞩目。

　　12月8日是校难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复校纪念日。学校操场旁贴着一副对联：“北雁南飞，此来聊作避秦计；王师北定，他日勿忘入蜀艰。”

　　“经过苦难的支撑，今身重见光明”

　　1943年春，国民党“战干团”秘密招募流亡学生去西安受训。“战干团”招募的两个来自燕大的学员联络了张澍智。从他们嘴里，她才得知，燕京大学已经在成都复学。

　　张澍智带着妹妹和表妹，跟七个男生搭伴，一行十人悄悄离开了北平。路上，他们被土匪抢劫一空，只好沿街乞讨，又碰到日本兵搜村，在机关枪下幸运逃脱，到了西安。“战干团”想留下张澍智姐妹，张澍智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嘱咐“你们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庆幸没有因一念之差成为国民党特务。

　　历经艰辛，张澍智终于抵达成都。眼前的成都燕大，和记忆中的燕园有天壤之别。简易楼宿舍的楼梯只能容一人通过，踩上去吱吱作响。房间里放了一张上下铺、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就只能侧身进出了。

　　燕大女部主任建议张澍智去读设有音乐系的金陵女大。金女大条件比燕大好很多，但她还是第二次选择了燕大。

　　华美女中的两层小楼里，分布着六七间教室、一间小型礼堂、一间阅览室。包括阳台和过道在内，所有能用的空间都被改成了办公室。前院有小型女生用篮球场，后院有女生运动场。院里一角搭了一个席棚，是家政系为学生实习而办的托儿所。

　　停电是家常便饭，没有肥皂就用皂荚洗衣服。因为玻璃昂贵，男生宿舍只有窗框，连窗纸也没有，“风雨无阻”。大米质量差，吃饭泥沙俱下。大家对空袭警报和空中盘旋的日本飞机逐渐习以为常，谈笑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