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的成都岁月：华西坝版的“西南联大”(4)

　　让钱辛波最难忘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元白诗课，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精神享受。他不太喜欢记笔记，但听陈寅恪的课恨不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民主堡垒

　　抗战后期的燕大，很多团契已全然没有了宗教色彩，变成了年轻人切磋时事之地。有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组织，还有主张不偏不倚走中间道路的团体。凡此种种，校方从不干预。历次学生运动、罢课声援、上街游行，都是学生全体讨论，表决通过。

　　“五四”纪念会上，华西坝的绿茵场上站满了人，大家围着篝火放声高歌，高举火把，一条火龙围着华西坝游行了一圈。一些同情民主运动的外国友人在场外远远地注视。

　　在燕大校内，《大公报》《新民报》等民办报纸，以及美国新闻处发布的太平洋战事新闻随处可见。街上也可以买到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谈抗战、论时局是师生间的家常便饭，毫无禁忌。也有一些与抗战精神违和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比如孔二小姐坐飞机去上海(或香港)买螃蟹之类。

　　墙报上，各种政治意见、学术意见均可自由发表。其中，“燕京文摘社”是一个较为激进的组织，以新闻系学生为主，经常传阅一些中共秘密文件。文摘社办的墙报政治倾向非常突出，内容多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1944年9月，通过民主选举，燕大进步学生卫永清当选为主席，李中(李慎之)为秘书。从那时起，燕大历届学生自治会领导权都为进步学生所掌握。

　　10月15日，成都跨校际的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成立，负责人是与中共重庆办事处有联系的燕大学生王晶尧。

　　当时，发生了警察局迫害市立中学学生事件。在“民协”领导下，四川爆发学生运动。周恩来盛赞了这次活动，燕京大学由此被誉为成都的“民主堡垒”。

　　蔡公期是学生运动的全程参与者之一。由于患病，他在北平、成都燕大本科整整读了6年，也因此结交了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参加了“甘霖”团契等进步社团，后来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1947年，他考取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的研究生回到北平时，已经是一个革命者。

　　复员北上

　　1945年7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华西坝上钟声敲响八下，头戴方冠、身着博士黑氅的院长、系主任、教授率领着一群群学生汇集在华西协和大学。五大学的联合毕业典礼在华大赫斐院礼堂举行，男生一律着白色西装，女生着白色旗袍，庄重之极。

　　受邀而来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在讲话中把五大学称作“Big Five”，比作“五大国”，博得了全场长久的掌声。那时，“二战”接近尾声，美、苏、英、法、中五大国领导的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事全胜在望。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城沸腾，人们在街上彻夜狂欢。燕大“校花”许维馨穿着用白色窗帘改做的裙子，扮成自由女神。

　　校领导告诉大家，司徒雷登已从日本监狱获得自由，要到成都来看望大家。为了迎接他，学校在校门口放了一张约二三尺大的司徒雷登画像，并告诉看门的大爷，一看见这个人来就敲锣。

　　几天后，一片锣声响起，全校师生立刻到教学楼前集合。司徒雷登用中文对师生发表了讲话。劫后重逢，很多人热泪盈眶。

　　1945年春夏之交，燕大师生开始分批回到北平复校。

　　1947年，25岁的张澍智大学毕业，到天津一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教授英语多年。

　　1983年，张澍智自费公派到美国留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调取学历证明。一位图书管理员把她带到图书馆后面一间破旧的档案室。窄窄的楼梯吱嘎吱嘎地响，斗室内结着蛛网，灰尘飞扬。但他只用了五分钟，就找出了张澍智的成绩总表原件。上面清楚标明了她在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四年期间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和总平均分数。成绩表用毛笔书写，一笔蝇头小楷，字迹工整美观，令人敬畏。她因此获得了美国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1991年是燕大41级入学50周年，校友会编辑了纪念刊，钱辛波是主编之一。钱辛波之子、后来出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的钱江协助父亲编辑校审了所有文稿。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完整地了解父辈的燕大时光。

　　“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代表团中就有7名燕大人，其中谭文瑞、彭迪、李慎之、卫永清都来自成都燕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成都燕大的战时教育贡献。当时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也是同期燕大人。”钱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