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行者》：所有声音汇集成历史的喧哗(3)

　　现在包括一些很年轻的作家经常使用单一的叙述语调或者叙述者，结果整个小说结构变得单调、冗长。这种写作既不能开拓读者的智识，也不能提高作者自己的智识，也无助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路内：对文学所谓新的理解，反而抛掷出很多旧的东西，这类问题我也犯过。

　　杨庆祥：所以文学从来没有进化论，文学会突然退步到特别陈旧的认识论上面。

　　路内：对，它是很悖反的，文学本身就是悖反的。

　　杨庆祥：这部小说不是那种单一的霸权叙述的现实主义。这个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他自己的声音，这所有的声音又汇集成历史的喧哗。

　　路内：这个小说里面人物对话偏多，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发现，那些人不被我描述，他们就愿意自己讲。

　　杨庆祥：他们自己挣扎着要表达自己。

　　我们不停地追赶，但是时间消失在历史中

　　杨庆祥：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写时间，所有读者应该都能感觉到时间线索或者时间的流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整体呈现的气质却是“时间丢失了”。

　　路内：小说里界定了年份，但是还不够，故事线索多了。用了一些事件背景来强化，比如非典和“9·11”，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只是看到。

　　杨庆祥：好像是这么回事。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时间弄丢了，只能通过公共记忆来唤醒我们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我们不停追赶，塑造各种神话，但我们每个人回去的时候，只能借助那些特别宏大的记忆来勾连出我们的历史。

　　路内：还丢失了故乡那个所谓的出发点。

　　杨庆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人都在大地上漂泊。

　　路内：最后端木云说铁井镇才是他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他的家乡其实是傻子镇，但他似乎不予承认。

　　杨庆祥：真正的原乡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的。所有人都处在无根的漂泊状态，因为既丧失了时间，又丧失了空间。但人是很奇怪的，人必须要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人必须要寻找价值、寻找意义，他不能完全是物质性的存在。这时候文学在其中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乡村文学青年怎样把价值寄托在文学上面？这是小说另外一层结构，非常重要。小说里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路内很像一个大学教师，但是比大学教师聪明有趣，不是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讲。

　　路内：要是从那个角度来讲就没法写了，正确的东西在小说里往往是“不对”的。

　　杨庆祥：小说通过这种不停的辩驳，最后加深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加深对你这个小说的理解。

　　路内：小说里能不能谈文学？有一种说法，说小说里面谈大量文学令人厌烦。

　　杨庆祥：不，我觉得谈得挺好，因为谈得不俗气，这是最重要的。

　　九十年代真正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路内：庆祥对九十年代也应该深有感触吧？

　　杨庆祥：我的成长期就是在九十年代。如果我没有顺利地完成学业，我可能就是小说中的一个仓管员。

　　路内：我也没有怎么顺利地读过书，现在还好。我们70后一代作家和80后作家现在看来非常像，70后是早熟晚朽的，当然这是一种群体印象，不是个体。70后和80后前半段一些人，脉络非常相似，谈的话题都一样。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确实会想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问题，整个70后和80后作家是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场域？尽管在过去十年中间讲身体写作、都市写作，当时还有底层写作。尽管没有流派，写作趋势是存在的，但是似乎一下子离散掉了。我后来想，这个时间段，这代人最强有力的东西是什么？你只能孤立地找一些历史事件吗？想了很久，我想还是人口流动。看上去它是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是一场挺大的运动，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

　　杨庆祥：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流动是史无前例的。

　　路内：我记得非常清楚，之前还在叫这些流动人口是盲流，后来有媒体指出，这是歧视性的用语，说明他们已经占了大多数。这个大多数，在当代文学中，一直不是显学。我并非歧视文学中的“个人”，个人化似乎是当代文学追求的目标，问题是，巨大人群正是由个体组成的。

　　杨庆祥：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前几代作家为什么很早被经典化？比如五四那一代，他们有一个大的框架，国民性，救亡启蒙，这个框架里面，即使是《一件小事》这样的小说也显得很重要；50后有“文革”这个大背景，60后也部分分享了这一背景。

　　路内：60后还有一个先锋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