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2)

　　在这个过程中，医疗体系也完成了转型，从过去的救济院和收容所转变为综合与专科医院。专科医院包括针对肺结核与黄热病人的疗养院，以及针对流行病的隔离医院，包括天花、霍乱、猩红热和白喉等等。隔离医院不只是将病人从社区里隔离出来，也是病人的亲友学习防治行为与规范的地方。

　　与此同时，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860年，巴斯德证明，发酵是生物体而非化学链式反应引起，成功将其转变为病菌学说。1882年，德国科学家科赫确定了结核病的病原结核杆菌，证明了肺结核并非遗传病，而是一种传染病。这震撼了整个科学界，也进一步确证了病菌学说。第二年，他在埃及分离出了霍乱弧菌。

　　病毒与现代公共卫生

　　大流感暴发的1918年前后，仍然存在千奇百怪的偏方疗法，比如放血和灌肠。流感对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形成了冲击。西南沿海小镇法尔茅斯的村民们没有选择将生病的孩子送去医院，而是将他们带到了当地的煤气厂。这些家长们认为，让孩子接触有毒气体可以减轻流感的症状。

　　部分医生反对这种过度治疗，大多数疗法和药物并没有科学的根据，包括奎宁。来自芝加哥的医生詹姆斯·亨利克经历过1890年和1918年的两次流感大流行，他在1919年发表文章，认为大多数治疗流感的医生都是基于“肤浅的观察和有限的经验”，却忽略了自限性疾病常常能够自愈的事实，真正需要做的是隔离和休息。

　　“和新冠肺炎的情况一样，那场大流感有着双重层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症状并不严重，会造成一些生活的不便，需要在家躺上数日，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了。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流感可能会演变成威胁生命的重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瑞米·布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流感病因的研究，以及对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推动了美国临床医学的进步。而预防医学则促进了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

　　在那次流感暴发之前，美国医学长期处于欧洲的影响之下，医学院水平不高，立志从医的年轻人往往需要到大西洋的彼岸求学，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这所院校引领了一场美国的医学教育改革，并将上千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实验室研究。同样重要的还有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成立。

　　威廉·韦尔奇曾留学德国，后来长期担任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领导者。他致力于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公共卫生，借助流行病学，了解疾病的作用模式和传播途径，攻击其弱点，达到预防的目的，由此攻克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传染病。

　　“1918年的那个时代恰好是美国整个现代医学的转型期，它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遇到了很多公共卫生的问题，由此开启了医学教育改革，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18年10月，新一轮的流感在美国蔓延。研究者们追踪流感的成因和病原体，但一时间并没有达成共识。一场超大规模的调查由此开始，涉及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无数的研究者们走街串巷进行社会调查，或是在实验室里追踪流感的传播轨迹和病原体。很多人一度将原因归结于流感杆菌，但仍然有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一种未被鉴定的滤过性病毒身上。1933年，肖普和刘易斯确定了造成流感的原因是一种病毒。

　　城乡实验与麻风病防疫

　　1918年6月初，上千名感染流感的士兵从湖南来到汉口就医，他们出现了多种症状，可能还患有并发症，但当时的报纸无法区分，医生也不能分辨。这些士兵如同人体炸弹，随意地跨区流动。邻近的武昌也没有逃离疫病的侵袭。当时谣言四起，有人说河里的尸体污染了水源，也有人说是因为吃了太多苋菜和豆腐。

　　10月，流感的第二波攻势来临。绍兴医学会的医师曹炳章分析了节气对流感的影响，将这场流行病定名为“秋瘟”。而在国外，人们将流感归因于细菌，常用的措施是戴面具。在救治的过程中，曹炳章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防疫经验，有意识地隔离人群，防止扩散，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