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4)

　　1957年，又出现了一次流感的大流行，病毒从中国贵州启程，在香港暴发，很快扩散到美国和欧洲。初夏之时，流感侵入英国境内。然而，政府并没有吸取1918年大流感的教训，应对仍然仓促，不同的社区各自为战，抗生素被大量使用，但疫情还是不断加重，不少医院出现了医护人员的感染。8月，电台播放出消息，建议居家隔离，不要去医院。

　　“传染病的流行，其实很多人都有经验和教训，但是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人们经常过完了一段时间就忘了，事务太繁杂，导致大家的这种竞争性的优先考虑点不一样，眼前更加迫切的问题常常冲淡警惕的意识。比如现在的‘不惜一切代价’，都为控制疫情服务。”张大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类似的循环也发生在21世纪。从SARS到新冠肺炎，中间过去了17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院教授项飙专门撰文分析其中的变化。2003年的时候，农民工被政府选作首要的防控对象。据数据统计，高峰时期农民工的SARS病例占总数的14.81%。很多农民工在疫情暴发之后离开城市，回到乡村。

　　“‘链式反应’意味着疫病流行和农民工之间的关联以社会分层为中介。比较而言，新冠病毒的流行所引起的则是‘网格反应’。居住区、片区、城区，甚至整个省区，都充当起网格的角色，将地毯式的监视强加于所有居民，使流动最小化，把他们隔离起来。”项飙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项飙所言，十七年后，流动已经变成城市里的大多数人的日常状态，交通工具的便利不仅缩短了物理距离，也重组了社会空间。SARS疫情之后，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作为防控机制的基础，推行开来，但仍然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冲击。

　　“为了应对类似的疫情，社会关系的阻隔变得必要，但这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穷困和老弱群体，社会系统的支持应该在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莫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