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3)

　　曹炳章将这次防疫经历写进了《秋瘟证治要略》。他在书中承认，中医的诊断方式多凭经验，没有显微镜仪器的分析，也就无从得知流感的传播途径。这不是中西医第一次的碰撞，两者的交锋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并延续到现在。

　　回过头看，大流感时期中国各个地区的卫生状况仍然非常不均衡。在上海租界地区，先进的卫生观念和设施被移植过来，并影响到当地的华人。而在行政力量无法有效触及的农村地区，人们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观念。

　　当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出现在瘟疫泛滥的农村地区时，人们仍然会像是撞见幽灵一样，将其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他们更加熟悉的是传统的游医，甚至是巫术。1918年，古老的鼠疫和新型流感的轮番侵袭，预示着全球化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奇特糅合。生活景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封闭的社会圈层开始流动。

　　个人的清洁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应对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在20世纪初，当“卫生”的概念进入到“东亚病夫”的社会语境，很快便跟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成为国民改造的重要环节。麻风病等疾病也被认为是社会落后的一种表征。

　　从晚清到民国，警察厅逐渐取代了过去那种自我控制的社区关系，曾经的地方会馆等组织退向边缘地带。卫生事务一度也由警察厅负责，后来才分离出去。和19世纪的伦敦一样，城市改造提上了政府的日程。

　　“无论是下水道，还是自来水系统，甚至是现代化的厕所，都是在防范肠胃型和寄生虫传染病，包括伤寒和霍乱。还有水沟加盖，针对的是疟疾等疾病。但对于通过空气传播的流行病，比如流感，还没有涉及。”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面对更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需要更有效的社会防控机制。但在当时，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国家的卫生体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真空地带，给了不同理念和体系补充进来的空间。

　　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开始进入中国。1923年，美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向基金会提出，在协和医院建立卫生学系。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他更是在协和医院和基金会的帮助下，开始了社区公共卫生实验，并创办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

　　“兰安生在北平和定县等地的公共卫生实验，与其说是基于美国的经验，不如说是借用了国际上的尝试，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他在当时被看做是社会主义者，受到过批评，但对于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公共卫生是有启示作用的。”张大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兰安生的学生陈志潜继承了老师的道路，在农村地区推行三级保健体系，从本地培养医务人才。这影响了上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制度，巨大的人力投入到农村的基础卫生建设中，并融合了传统的中医资源。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麻风病的痼疾。集体化的社会组织是这一切的前提，而悖论之处在于，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防疫成绩，另一方面，则是麻风病医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网格与全球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见证了人类对于传染病的乐观态度。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除了血吸虫病的威胁，毛泽东曾以《送瘟神》的题目写下两首七律。这次应对同样靠的是大规模的动员，当地的人们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

　　类似的乐观情绪也可以见于同时期的美国。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是，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曾在1969年表示，现在是该合上传染病的书，并宣告针对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了。

　　或许天花的防治可以为斯图尔特的论断提供证据，但新型的传染病带来了更严峻的考验，比如艾滋病。而对于反复出现的流感来说，这场战争同样远未结束。人类不断调整疫苗，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病毒株，但病毒的进化速度一直远超疫苗研发的速度。最短的流程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最终进入市场。

　　“我们必须知道，疫苗对于不同的传染病，疗效往往差异极大。比如说，天花的疫苗效果很好，我们已经完全将它从地球上清除。然而，我们每年的流感疫苗，顶多也只有50%~60%的效果。不同的流感需要不同的疫苗，每年都要打一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瑞米·布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流感给现代社会增加了不确定性，防控注定是一项整体的工程。1918年的大流感曾经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人寿保险业遭受重创，铁路服务被大幅削减。商场的日常营业受到限制，引起了制造商和业主的不满。劳动力极度短缺，工人们提出涨薪。低收入者死于流感的概率是富人阶层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