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以鲁释鲁研俗不俗(2)

　　从《郁达夫论》开始，研究冰心、王鲁彦、蒋光赤、叶绍钧的论文一篇接一篇写了出来。范伯群因成绩突出，被调入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然而，勤奋努力带来的有所起色的人生事业又被打断，“文革”开始了。

　　范伯群进了“五七”干校。天生的不屈、乐观的韧性，让他依旧能在那样一个艰苦躁乱的年代沉下心来读书。“在干校只能读一种书，那就是‘毛选’。但由于毛主席说要‘读点鲁迅’，这样我就将《鲁迅全集》搬到了干校。白天做‘杭唷杭唷派’，晚上就在灯下读鲁迅的著作。当对我的监督劳动放松一点时，星期天就允许我自由活动了。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直奔镇江码头，买一张渡轮票，推车上了六圩。再一口气飞车到达扬州师范学院，找到了曾华鹏。我们两人交谈时都感到在这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智力活动’的元气。”

　　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鲁迅成为范伯群的精神支撑与智慧动力。“文革”后，一篇篇研究鲁迅作品的论文发表，1986年范伯群与曾华鹏合著的《鲁迅小说新论》一书出版。这部书既是一部鲁迅研究史上得风气之先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位时代知识者坚韧学术生命的见证。

　　雅俗双翼飞

　　1978年，范伯群调入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开始了高校教师的生涯。这距离1955年他离开复旦时怀揣的梦想，已过去了20多年。其后来收入《鲁迅小说新论》中的系列论文的最初一篇也于这时发表。

　　1978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出《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这是“文革”以后复刊的《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当时百废待兴的学界的极大关注。从1978年到1986年，范伯群与曾华鹏合作的鲁迅研究成果接连不断问世，“以鲁释鲁”，既为“文革”以后的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思想方法，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示范，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一重帷幕。

　　与鲁迅研究成果同时问世的还有《王鲁彦论》《现代四作家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等著作。它们的出现不是草率成之，而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积累、思考、写作与沉潜，一旦许可，便喷涌而出。范伯群智慧的元气终于可以发挥出耀眼的能量。

　　1960年，范伯群被调入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后来还兼任《雨花》杂志编辑部理论组组长。在江苏省文联工作期间，他和艾煊、陆文夫、高晓声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1979年，范伯群评论艾煊《碧螺春讯》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1981年发表《陆文夫论》，1982年发表《高晓声论》，之后有多篇当代作家评论问世。

　　作为批评家的范伯群，对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一种了解的同情，时代的共同际遇，让他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照见了彼此的心灵。范伯群撰写的当代作家评论深刻精准又满含情意，具有当下意识，又承负历史重量。

　　作家与批评家的位置是相互的，批评家可以借鉴作家的创作经验，作家可以成就批评家的眼光见识。当范伯群在学术研究之路开疆拓土之时，作家艾煊发表评论文章《找回另一只翅膀》，用一个生动描述来形容范伯群孜孜以求的学术之路。

　　而这“另一只翅膀”就是通俗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组织编辑“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分配给苏州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任务是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正因如此，范伯群开始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

　　范伯群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五个方面——

　　一是整理史料，奠定通俗文学研究以至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二是开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纠正长期以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还其本来面目；三是确立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它和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翼；四是树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构建新的方法论体系；五是重新衡量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提出诸多重要的具有影响的学术观点。

　　《礼拜六的蝴蝶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晚清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鸳鸯蝴蝶派作品选》《周瘦鹃文集》以及“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等等，一部又一部著作和史料集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格局。

　　范伯群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