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以鲁释鲁研俗不俗(3)

　　除好友艾煊之外，范伯群最在意的还是贾植芳先生对其研究的评定。1999年，贾植芳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写序道：“由于某种历史的‘误解’与‘误导’，我们的文学研究曾经自觉地将俗文学这一支系排除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即或偶尔提及，也是当作文学史的逆流来批判的。这种误解出于一种偏见，偏见导致无知，而无知又进一步导致了偏见。要破除这种偏见和无知，就不能不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范伯群们现在做出的成果，其意义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

　　这一肯定充分确立了范伯群通俗文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同样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范伯群写道：“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我们文学的双翼，今后编撰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

　　从鲁迅到通俗文学，范伯群的学术成就彰显出雅俗双翼飞的宏大气象。但是“双翼”毕竟是“两只”翅膀，雅俗之间不应壁垒分明。1983年，范伯群发表论文《鲁迅论鸳鸯蝴蝶派》就展现了雅俗文学之间的交互性质。

　　范伯群为自己的学术论著自选集命名为《填平雅俗鸿沟》，坚定表明“填平有期，填平必定”的信念。《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面世之时，范伯群已53岁，自此“填平雅俗鸿沟”的努力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遇逢心有寄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人生境遇，范伯群总是尽己所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刚懂事就遭逢日寇侵华，灾难岁月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坚毅的种子。大学毕业后，遭遇种种磨难，但他初心不改：“我是用青春活力和求知欲望逐渐医好我心灵的创伤的。”

　　干校期间，范伯群喂猪养鹅，看守菜园，当食堂伙夫，做好了以后从干校“毕业”开个包子铺的心理准备。不过，他满脑子想着的还是如何读鲁迅、如何写文章。这期间和他一路偕行的是同窗好友曾华鹏。

　　范伯群和曾华鹏的深厚友谊是当代学术界的佳话。范伯群说他俩是患难之交，也是一对“双打选手”。离开复旦时，两人相约，今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文学岗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都会同时署上两个人的名字。这些论文和著作，既是二人精神交流、保存智慧的结晶，也是抵御磨难、共同奋斗的见证。

　　虽然分处两地，二人却书信不断。年轻时，可以一辆自行车、一张轮渡票，知己相聚首。年老后，出行不便，就每天电话，互问短长。他们一生真诚的友谊是两个纯粹灵魂的相遇，能够化成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人生信念。

　　即便生活艰难，只要有信念支撑，就会存在精神乐园。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研究岁月，范伯群是在苏州观前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度过的。范伯群把一张床、一张桌安放在四平方米的过道内，这就是他的“苏州四平园”。时光辗转，七八十岁，他还是独居在一间小屋里，一张床、一张桌，一部部厚重的书，一篇篇有分量的论文就这样写了出来。诚可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1983年，范伯群被任命为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从和曾华鹏的“双打选手”逐渐成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在范伯群任系主任之前，苏大中文系还一直承袭着师范院校只重教学的状况。“江苏师范学院”转变成“苏州大学”，这其间也倾注了范伯群个人不可磨灭的贡献。

　　范伯群心胸开阔，视野宏大，为了系科发展，他培养人才、申报项目、引进专家。1986年，苏大中文系有六名正教授，是当时全校正教授最多的一个系。他领衔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成为首批十五个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之一。

　　范伯群担任系主任的五年间，中文系的科研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科研立系”的思路奠定了苏大中文系在全国高校学界的地位。1990年，苏大获准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范伯群成为这一博士点的创点导师。而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都被列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2001年，范伯群退休。他在《“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中说：“通知我退休时，我也十分讶异，刚工作不久，怎么就要退休了？”然而，退休岁月成就了范伯群学术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在文章中多次谈到退休与研究的关系：季羡林“从70岁到90多岁高龄，除休养之外，他在退休后，至少有20年用在手不释卷和笔耕不辍的勤奋中，20年就是5倍于大学本科学习的时间。他就又进了5次‘季羡林自修大学’；就研究而言，他就等于做了20年‘季羡林研究院’的专职研究员。这大概是世界上档次最高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