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爱祖国 爱上海 爱社会科学(2)

　　历史学家王家范也认为，选择“绅士”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智慧的。“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绅士是传统中国社会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能够联动上下、带动四周，无疑是研究‘社会运作’问题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但是，进行群体研究又是颇为需要勇气的，必须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把这个课题的重要资料全部梳理。在张仲礼那个时代，将数量分析应用于处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史料还并不常见，因此，今天翻阅这本书的读者，很难不被其中旁征博引的史料所折服，研究中所用的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数据，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卷帙浩繁的地方史乘“进行细心钩沉和耙梳之上”。

　　对于《中国绅士》的写作过程，张仲礼曾回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丰富的资料储备为他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如获至宝的他，几乎天天都泡在那里，一本本翻阅摘抄。1952年，张仲礼荣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金，他得以用国家级学者的身份造访美国主要学术机构，获得了更丰富的馆藏史料。“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本研究对象新颖、资料翔实、方法先进的学术成果，自1955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反响——

　　“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他的导师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导言中指出其作为“开山作”的历史地位。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

　　在学术界一举成名，使张仲礼很快当上了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并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中国绅士》、《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都出自他之手。到1958年底，38岁的他已经晋升为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美国许多基金会开始大力赞助对中国的全方位调查研究，以培养为其服务的“中国通”。可以预见，张仲礼未来的学术前景会是多么的璀璨。

　　但也是在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推动社科院的国际化，让上海研究走向世界

　　多年后，总有年轻人问张仲礼：“你在美国有名有利有地位，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而对于历经旧社会风霜、渴望祖国强盛的他来说，这个今天年轻人或许会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不难作出抉择和回答的。

　　“知识总是可以报效祖国”，这是他毕生的信念。他说，早年在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时，自己就已经立下了报国之志。中学是育才中学，大学是圣约翰大学，这些“都是与外国人合办的名校。在学校我学习外语，但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1941年，毕业后的他满怀干劲地奔向社会，却发现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并不需要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整整五年，他同经济理论没有打过交道。恰好1946年夏，国民政府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赴美留学生选拔考试，张仲礼参加了这场考试，“要是我能出洋留学，得个硕士、博士学位回来，或许我的经济专业就可以被用上了。”1947年初，他如愿乘上前往美国的货轮，来到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博士、留校任教……

　　但远在异乡的张仲礼，始终惦念着大洋彼岸的这头。祖国，新生了！为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他常常去图书馆翻阅经常报道祖国讯息的《华侨日报》。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他和夫人还给家里新添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国亮”和“国强”。1955年后，中美关系有所松动，张仲礼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详述了新中国的变化，以及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自此，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