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爱祖国 爱上海 爱社会科学(4)

　　“1958年，我决定离开我的第二故乡西雅图，回到我的第一故乡上海，希望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今天来看，我从小就有的、以及回国时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已经实现了！”2008年，年事已高的张仲礼不便亲自前往领受“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事先录制的答谢词里，他这样动情地说道。

　　他确实实现了毕生的夙愿。毕竟，对于从小就胸怀强国之志的张仲礼来说，他“注定是要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研究历史”。

　　1984年，刚刚“新官上任”的张仲礼，接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分派的任务——接待前来上海考察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学家智囊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提出要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他曾回忆，“当时，我们开了整整两天的研讨会，讨论很热情。当时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我们坚持认为在此基础上新建一个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

　　也就是从参与开放浦东的决策开始，社会科学院被赋予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其角色不仅仅是“大讨论”，而是直接为政府绘就发展草图了。这意味着张仲礼也有了更能“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主持了多项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提供智力支撑，如1994年的《浦东开发与上海贸易中心的重建》，1996年提出的《应及时制定“保税区管理法”》的“一号议案”，还为上海建设生态城市“疾呼”，提出举办世博会的设想……这些卓有远见的建议献策，毫无疑问，都融入在了上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里。

　　在“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的答谢词中，张仲礼还提及了自己从1983年到2003年作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他心满意足地说，终于“实现了我年轻时报效国家的理想”。20年间，他提交了61个议案，其中有8个是年度的“一号议案”，他也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

　　回过头来看，当年张仲礼提出的那些议案，在今天有的已转化为法律载入在册，有的则成为公民普遍的社会意识，影响深远。但他也坦言，参政议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最初，他也不过认为当选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感”，直到1987年他第一次提交议案——那时，知识分子队伍人才老化的状况十分严重，其原因是职称评定周期的不确定。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提交了《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后被列为“一号议案”。提出后不久，有关部门就落实决定，以后专业职称评定每年都进行一次。这让他真正意识到，“当人大代表更是一种职责”。

　　20年间，无数次被问起当人大代表的感想，张仲礼总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这涉及到人的问题、民生问题、法治问题，需要不断推进它们的建设，人代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正因为这样，人们也看到了他极为“接地气”的另一面：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自己上菜场买菜，实地调研民生问题。

　　张仲礼特别注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国家重大战略上发出智库的声音，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咨询作用。有学者认为，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叫“智库”，但实际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这样做，这为我们今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辟了先风和先河。“智库之宝”，张仲礼也因此在上海社科院有了这样的美称。

　　即便是卸任院长职务后，张仲礼仍会坚持每周到社科院上班两天，亲自布置、讨论学术事宜。晚年，他牵挂最多的是人才的培养。谈到年轻学者的发展问题，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要求：“不能不费多大工夫，也不进行多少思考，就开始写东西。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东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写，就一定要写有生命力的著作。”

　　张道根认为，学习张仲礼先生，要像他那样实在做人。先生宅心仁厚，朴实无华，很关爱年轻人，对年轻科研人员宽容有加、厚爱有加、指引提携有加。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上海社科院读博士学位期间和在经济所做研究期间，有机会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有机会多次同国际著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道学术交流，都靠张仲礼先生支持、帮助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