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爱祖国 爱上海 爱社会科学(3)

　　1958年底，完成了在美国全部工作的张仲礼，不顾学校的劝阻，放弃终身教授的职位，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按美方规定忍痛留下他辛勤搜集的全部史料，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回国的路。当时，归国的人还是凤毛麟角。他在美国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连移民官也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回国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移民官将他们夫妇分开征询是否真的“自愿”回国，只要一方承认“不自愿”，就不放人。

　　回国后不久，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由于社科院的建院与他的回国几乎是前后脚，晚年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仿佛就是为了它才回来。在上海社科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张仲礼也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共同度过了“风雨同舟的半个世纪”。

　　最初，张仲礼被分配到的是史料整理工作，一开始进行无锡荣氏家族企业史料的研究，后来着手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档案的整理。面对一箱箱堆满灰尘的史料，整天的工作就是记录、查阅、再记录的无限反复，旁人看来很无聊的事情，张仲礼却说，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当年与他共同参与史料整理工作的陈绛教授曾回忆，他还将自己在研究《中国绅士》时得到的经验与方法传授给同行，运用到当时的企业史料，提高效率，更加务实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轨迹。

　　“文革”中，张仲礼比常人受到更大的冲击。即便这样，回来报效祖国的信念，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减少过。

　　1978年，张仲礼重新回到复建后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再次拿起《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史料》的案卷，上面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层，整整十年浪费了。但“惋惜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出路，是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当时的社科院提倡以集体的力量做资料工作。集体完成任务，不允许有出头者，但张仲礼丝毫不在乎名誉，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快，他们在“文革”前从事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等史料整理工作相继完成，并陆续出版。

　　1984年1月，张仲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1987年6月，升任院长。展望未来，他非常激动，这并不是源于他的个人野心，而是因为，这个新的职位，能够更好地实现他想为上海社科院的复兴竭力贡献的愿望——

　　他也的确为社科院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它发挥出了全部的学术潜力。担任院长后，他发动经济所和历史所的中青年骨干，组织了一支长期合作的研究团队，开展“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果被业内一致评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以上海为起点，他又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东南沿海城市，又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沿岸，先后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三本著作，被海内外学术界称为“中国城市研究三部曲”。“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精神”，他所开创的“跨所结合”的团队研究方式也就此成为社科院的传统。

　　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社科院的学术国际化，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与学术成就影响，当起了中外学者的“红娘”。他说，“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接触他们优秀的教授，面对面地听课，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尤其是学习国外是如何研究问题的，学习他们探究问题的精神，从而加以借鉴，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当时出国的条件有限，为了将更多的青年人送出国，张仲礼坚决不坐公务舱，“我每坐一次经济舱，等于是三个人可以出国。我要把这笔钱省下来，给我们的青年人去美国用。”

　　学术交流是双向的，在鼓励并派遣中国学者去国外交流的同时，张仲礼也着力邀请国外的大咖学者到中国来，实地考察中国，加强合作。在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仲礼“2008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的表彰信中，除了提及他的中国绅士研究以及后来对上海外国企业的研究之外，还有以下一段话：“被任命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后，在他慷慨包容、充满激情和前瞻性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外国学者敞开了大门，使上海研究的光辉从伯克利延续到了剑桥，从巴黎延续到了东京。”

　　在美国，他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在中国，他让上海走向了世界。

　　让社会科学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发出智库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