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交往中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3)

　　在小说中插诗是中国明清小说常见的表现手法。中国戏曲以及章回小说中，往往有上场诗、下场诗、定场诗、中场诗等，人物对白，情节推进中都喜欢插入诗歌。日本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中日小说的“风月同天”。

　　中日文学中的“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在于它描绘了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真情。中日两国都是饱经患难的国家，共享着汉文化、儒家文明的遗产。文化相似则人心相通，在中日文学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少见。

　　不少日本文学作品描绘了善良、正直、勇敢的中国人形象，中日两国人民相互扶持，并肩而行，共渡难关。冈鸣冠山(1674—1729)的汉文小说《德容行善有报》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扬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为众人所敬仰。因为听说日本长崎风景秀丽，于是从事中日商贸，侨居于长崎。有一位日本美人丰娘愿意“典身为妾，以救父母之困”，李德容来到美人家中，发现“家空如洗”，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母亲已经卧病多月，丰娘“自欲以身换药，救其危急”。李德容见状心生怜悯，以礼相待。虽然丰娘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李德容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但他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与丰娘结为义兄妹，“顾如同胞”，当夜就送去三百两银子，此后还常常赠送钱米。过了数月，李德容又亲自主婚，把丰娘嫁给了一位富家公子，并为其准备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柜箱首饰、粗细家伙、桶锅碗碟。这一事迹被长崎人传为佳谈，时人有诗赞曰：“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丰娘嫁富人。适见朱陈两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获利颇丰。回国时，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飓风，但因其善举得到了妈祖保佑，保全了性命。

　　《德容行善有报》的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是武士的时代，仅占总人口数10%的武士阶层居于统治地位，掌握着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五次颁布锁国令，打击基督教，也打击了日本与外国的商贸往来。锁国政策下，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才能在长崎贸易，也使得中国文学得以流入日本。中国商船几乎是日本民众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中国文学也丰富了日本读者的精神世界。从《德容行善有报》来看，当时中日商贸畅通，人心相近，语言无碍。在日本的中国人行侠仗义，最终善有善报，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从长崎人的评价可知，像李德容这样侠义而充满美德的中国人在江户时期并不是个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观。

　　19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相继遭到来自西方强国的挑战，经历过相似的近代化道路，也怀有对东方儒学文化传统的共同“乡愁”。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的急先锋福泽谕吉曾表达过这种看法：“日本人本来就是由儒教主义培养而成，……王政维新以后的革命是震天动地的大变动，……因此也就如同夺其精神而无遑他顾，为文明进步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随其后，但同时在心灵深处都尚存有古老主义的余烬，无不窃窃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这不仅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共同感受，也是晚清中国人的共同感受。在儒学传统与以西欧为标准的现代化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如何取舍，成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临的共同考验。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现代性中的挣扎，集中表现为在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挣扎。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脱亚入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