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交往中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4)

　　柴四郎的小说《佳人之奇遇》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途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忠孝节义、卓识奇智的中国志士范卿，他与日本志士东海散士、西班牙女杰幽兰、爱尔兰女杰红莲一起，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并肩奋斗，“以弱国之儿女共谋民族复兴之将来”。他们都是他乡流离之客，共同伤感于国运家恨、民族屈辱的历史，引为知音。范卿与东海散士志同道合，慷慨谈论时事，“誓他日戮力同心，共为兴亚之举”。他们都为中国经年来受到的“挫辱”而感到悲哀，希望能够禁绝鸦片，振起国民精神。范卿对东海散士说：“是仆之素志也，不期胸中积蕴，与君相合。噫！世岂无卧龙凤雏哉？”把自己与散士比作三国时期齐名的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分离数年，生死未卜，散士怀念范卿，作诗曰：“楼船破浪叱鲵鲸，鹏翼抟空空有声。落落雄心与谁语？白云山下忆范卿。”短短四句汉诗，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对范卿的牵挂不舍寄托其中。《佳人之奇遇》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近代，两国民间跨越国籍、种族的友谊依然不绝如缕。范卿与东海散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异国知己，不仅源于他们共同的志向、中日两国在近代面临的共同危机，也源于他们共享的汉文化。他们互相尊重、支持，保持着友善的双向交流，也成为了中日文学交往中令人感动的一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并不是日本文人单方面的感受，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相似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文人来到日本，渴望从日本的现代化中汲取经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表达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1907年赴日的刘师培写下了《日本道中望富士山》：朱明返羲辔，昔慕匡庐崇。讶兹高寒区，移 榑木东。厖薄衍峻壤，崛崎培峣峰。冰液凝夏条，雪尘涴春丛。吐曜逴龙赩，委羽僊禽翀。冈冢草罢绿，嵠渎樱燃红。侧观拭游目，遐览愉旅衷。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逋士有坏丘，仙俦无遗踪。空闻珠玕林，奇光开澒蒙。

　　刘师培的诗歌基调通常沉郁伤感，这首诗却表现出罕见的轻快。他告别故国，远离党争纷扰，对日本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他笔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冰清玉洁，遗世独立。“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两句把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传说联系起来，表现出对日本民族的亲近感。虽写富士山，几乎通篇是中国意象，把富士山与中国的庐山、道家仙山委羽山联系起来，并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阂。“昔慕匡庐崇”一句表面是在写庐山，实则借以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向往。白雪与盛开的樱花交相映衬，这在初到日本的刘师培眼中显得极为新奇。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发现徐福东渡的遗迹，可惜了无踪影。他离开中国来到日本，表面上看起来是背井离乡；加上语言不通，更应该有异国之感。可是从这首诗中看来却并非如此，他期待摆脱满清的统治，来到一方深受汉文化浸濡的土地上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相较于满清，日本对于刘师培而言反而更有亲近感。这也是一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意表达了。

　　诗歌之外，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也描绘了一位正直、友善的日本老师。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藤野先生能够力排众议，对当时的弱国子民鲁迅分外体贴照顾，这也是一种同舟共济、风月同天的关怀。

　　他乡是一面镜子，一切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确立的。一种文化对于另外一种文化，通常有三种态度：一种视异文化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心态，但这种认识通常属于幻象。一种把异文化视为低下负面的文化，对其有一种憎恶之情，从而反衬出本土文化的高大。第三种态度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认可，将异文化与本土文化都视为正面的、平等的存在，两种文化的对话表现出一种友善的态度。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是一种持续性对话。中日文学交往中，不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善意的双向交流；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情谊也在这些真挚持久的汉文学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