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和他的《世界文学史大纲》(3)

　　我告诉李赋宁，吴先生仍旧用红墨水批改我的信，拼写出所有缩写的词，在字里行间用印刷体整齐地改正错字。另在我去信的边上写下对我的回复。

　　李赋宁说：“他对我也这样。”李已任北大副教务长有年，1950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在教师中保持领先地位。“那就是吴，”李说，“我想他永远不会改变。”

　　李过去多年一直是老诗人吴宓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吴是安诺德坚定的赞赏者及丁尼生的模仿者，他为同情他的因失恋而憔悴的学生落泪……

　　关懿娴对吴宓将《红楼梦》与萨克雷的Vanity Fair(《名利场》)进行比较，很感兴趣，她的毕业论文就是以《名利场》为题作的。她发现吴先生特反对“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的轻率态度；讲授中，始终以历史的演变及系统异同的观念，着眼于探索某些“中西古今”的“不易之理”和“东西文学公认之言”在文学领域里的普遍应用。中西比较如此，西西比较也这样。

　　“欧文史”考试却很使关懿娴发怵：吴宓出的考题包罗万象，从狄更斯某部小说的出版年、出版家到定价的细小题目，到Fully describe(详述)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如荷马史诗、歌德《浮士德》等的内容、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她常是最后交卷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吴先生总是彬彬有礼地站在一旁，或坐着看书，还不时微笑着说：“不急，慢慢答。”有次期终考试，关懿娴和几个同学竟考了五个小时，最后一同交卷。吴先生边叠齐考卷，边说：“你们的食堂已经关门了，来，跟我到‘文林’(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馆)一起吃饭去。”时值冬季，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吃得既果腹又暖和。用餐中间，吴先生还讲些他青少年时代的学习轶事，其乐融融，久久难忘。

　　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是吴宓“欧洲文学史”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仰慕吴宓学识渊博，吴宓赞赏他聪明好学。这方面许渊冲在联大日记和学习笔记中多有记述。他说：

　　吴先生是联大外文系唯一的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中文和英文水平都不是当时英美任何汉学家所能比拟的。他是哈佛的毕业生，在联大外文系讲“欧洲文学史”，用的方法完全和哈佛一样，所以外文系的精英们等于身在联大，心却可以去哈佛。吴宓还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第二任是杨振声，第三任才是朱自清。这样学贯中西的教授实在难得。

　　他品评别人总是扬长避短，对自己则从严，严格得要命。从他对钱锺书的评论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者风度，虽对自己学生也能虚怀若谷，可见他多么爱才！对我也是这样：1940年5月29日，上完“欧洲文学史”时，吴先生叫住我说：“我看见刘泽荣送俄文成绩给叶公超先生，你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分数！”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这话对一个19岁的青年是多么大的鼓舞！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欧洲文学史”一定也要考第一；结果我没有辜负吴先生的期望。(按，许渊冲当年“欧文史”月考98分，学期平均95分，学年平均93分；比全联大总分最高的张苏生的“欧文史”成绩还高了两分。)

　　吴先生讲“欧洲文学史”，其实也讲了“欧洲文化史”，因为他讲文学也将哲学包括在内，如讲希腊文学，他却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他为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开“欧洲名著”，讲的就是《柏拉图对话录》。他最善于提纲挈领，认为柏拉图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一”“多”两个字：“一”指抽象的观念，如方、圆、长、短；“多”指具体的事物，如方桌、圆凳、长袍、短裤。观念只有一个，事物却多种多样。柏拉图认为先有观念，然后才有事物。如果没有方桌的观念，怎么能够制造出方桌来？他还认为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方的东西、圆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没有方的观念那么“方”，没有圆的观念那么“圆”。因此，一个人如果爱真理，其实是爱观念超过爱事物，爱精神超过爱物质。这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这后来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观念存在于事物之中，“一”存在于“多”中，所以爱观念不能不通过事物或对象。而对象永远不能如观念那样完美、那样理想，因此，恋爱往往是在“多”中见“一”，往往是把对象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对象一成了现实中的对象，理想就会破灭；因此，只有没实现的理想才是完美的。但丁终身热恋贝雅特丽齐，正是因为她没有成为但丁夫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