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华：杨之华心中的瞿秋白(3)

　　一种似是娇嗔似是玩笑的口吻，强调的是自己的“茫然”和“不懂”，进而用一种不怎么耐烦的回答，把秋白的发问又还给了秋白。斯时，告别了“五四”的剑虹，似乎已经没有兴趣再讨论什么“社会的生命”，她更为上心和用情的，恐怕是“恋爱生命”的甜蜜、缠绵与热烈。

　　由于受家庭和儿时环境的影响，秋白在成为革命者之后，依旧保留了若干属于文人的心理、情趣和习性。所有这些使他与才女剑虹一经邂逅，便相互欣赏，进而走进婚姻殿堂。他们的婚后生活，亦如当年促成并见证了这些的丁玲在《秋白同志》中所写：或相伴笔耕，或诗词唱和，有时还吹吹箫，唱几句昆曲，弄一点篆刻，堪称温馨而浪漫。至于剑虹在观念情趣上的某些变化，秋白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按照丁玲所说的“他……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的情况看，当时的秋白并没有以同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爱人。

　　在《无题05》中，之华转述了秋白告诉自己的一件事：“在1924年三月间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去，她问我‘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到鲍夫人家去替××去当翻译’，‘以后××那样的女人，你一定会爱她’。”文中的“我”自然是秋白，“她”是王剑虹，××指杨之华。所说到鲍夫人家当翻译一事，杨之华在《忆秋白》中有较详细的追记：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料地遇见了秋白，他是来为我做翻译的。一见了他，我觉得有了帮助，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秋白以流利的俄语和鲍罗廷妇夫谈着，他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翻译给我听，并且教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想一想。’大家都是以同志的态度随便座谈，我的拘束也逐渐消失了，后来越说越有劲，秋白满意地笑了，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们听。接着，他又把鲍罗廷夫人向我介绍的苏联妇女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听不懂，又加以详细的解释，使我初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

　　透过如是场景，我们不难发生联想，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在充盈着血与火的岁月里，秋白与之华分明有着更为默契的精神呼应和更为坚实的友谊基础，他们更有理由在共同的道路上并肩前行。并不缺乏政治意识的剑虹，显然发现了这点，只是不知出于怎样一种心态，她竟然把自己极为私密的感受告诉了丈夫……这时，我们对秋白在剑虹病逝后为何很快与之华结合，应当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先后在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领导工作。这期间，她陆续撰写和发表了多篇纪念和回忆秋白的文章，其中很自然地涉及秋白和自己的婚姻以及婚后生活。不过之华所讲述的这部分内容，是穿插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中的，是同党内党外、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可能很具体很详细，更难以充分揭示秋白围绕爱情所产生的精神思考与情感波澜。这使得我们要想了解秋白的道德空间与情感世界，还必须拥有更为详尽也更为直接的史料支撑。而《秋之白华》的内容，正好在这方面显示了珍贵而特殊的价值。

　　1929年2月，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因肺病加重被共产国际安排到莫斯科以南数百公里的库克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休息疗养，杨之华正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没有同行。此后一个多月，秋白与之华开启了高频率的两地书——秋白给之华几乎是每日一信，有时一天连写两信。当时，秋白给之华一共写了多少信已难确数，但仅仅由之华想方设法保存下来并收入《秋之白华》的就有19封(书中另有一信写于1929年7月秋白代表中国赴巴黎参加反帝国主义准备战争国际代表会议期间)。之华的回信同样密集，看秋白在结束疗养时写给之华的信可知，他在此间收到的之华的中俄文来信已有30封之多。

　　翻开秋白写给之华的信，一系列滚烫的心语纷至沓来：“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爱爱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2月26日)“我只是记挂着你的病，只是记挂着，你的信里总是不说详细。害得我天天做梦，梦见你是病的，你是病着……”(3月4日)“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3月12日)诸如此类的表达使我们看到了秋白的灵府，他的热烈、温婉、细腻和纯真，所有这些交织成他对之华的毫无保留的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