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与希腊(2)

　　前269至262年之间，60多岁的荀子竟然入秦考察。他并没有如传统儒家那样骂秦政是暴政，反而赞扬了秦的法家治理制度：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像古代的官吏；秦的高级官员，不搞朋党，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政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对秦政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

　　不过，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认为，秦国虽有此优势，但依然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缺“儒”，“殆无儒邪”。怎样才算是“有儒”呢？荀子建议“节威反文”，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雏形。

　　荀子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对这番话，秦王没有理会。

　　几年之后的长平之战，印证了荀子的话。秦国在赵军投降之后，背信坑杀了40万赵军。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战国，这也突破了道义的底线。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没有力量的道义和没有道义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现实。

　　(四)

　　长平之战后，荀子放弃了政治，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的思想体系与孟子的纯粹儒学不同。孟子的“天”是惩恶扬善的义理之天，而荀子的“天”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要“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孟子崇尚王道鄙视霸道，而荀子认为应该王霸兼用。孟子只谈义不谈利，荀子却要义利兼顾。孟子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认为应该法后王。

　　他教出了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他们学成后双双入秦大展宏图，荀子却为此悲而不食。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融合儒法，反而将法家发展到了极致。韩非的法家理论囊括了法、术、势等三大流派；李斯则设计了法家的全部政策体系，“焚书坑儒”就是他建议的。他们都忘记了，老师荀子虽然肯定法家手段，却始终坚持着儒家价值观——比如忠义孝悌的伦理；比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政治以王道为根本，用兵以仁义为优先。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哪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不受约束的力量，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

　　何况荀学并非只有儒法。《史记》言荀子之思想乃是总结儒、墨、道家的成功失败汇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以卒”。

　　荀学最好地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面临巨大困境和矛盾时的包容精神。因为它遵循“中道”。中道的标准只在有益于事理，不必遵从于某种特定教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为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为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道。”建立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中道精神，使中华文明最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结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和谐共生。

　　(五)

　　荀子终年90余岁。

　　他的思想太矛盾，以致他死后的境遇更为曲折。与孟子并称的他，却在儒家成为正统后的1800年里，从未被儒家各派推崇。900年后，韩愈为荀子辩解了几句，也连带着被宋明理学又批判了900年。

　　一直到清乾隆时，专攻考据的清代大儒们才发现，那些汉初儒学从灰烬中翻出来的根本大典，不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竟然全是荀子传下来的。如《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如《毛诗》《鲁诗》《韩诗》，如《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梁启超评价说，“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子肘下”。

　　原来，在七国战火熊熊燃烧的最后30年，他一只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与韩非，另一只手却默默书写传授着儒学。焚书坑儒后，只有他通过“私学”悄悄传下来的这批经典留存下来，而被汉儒复述重写。“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一心改革经典的异端，却是最忠诚于经典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