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与希腊(4)

　　亚历山大一边残酷征服，一边传播希腊文明。他在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建立了大量拥有竞技场和神庙的希腊化城市，用博物院和图书馆建造科学文化、哲学艺术的殿堂。他甚至还把亚洲的动植物标本源源不断送回给正在雅典办学的亚里士多德做研究。之后的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也带上了大量考古学家，最终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开启了埃及学。西方帝国主义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方式，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

　　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伊索克拉底也曾对腓力说，“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八)

　　历史的发展和他们的设想不一样。

　　公元前338年爆发喀罗尼亚战争。雅典不服马其顿，起兵挑衅，被马其顿打得大败。马其顿乘胜组织科林斯同盟，并开始进军波斯。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伊索克拉底已经98岁了。他看见运送回来的雅典士兵的尸体，绝食身亡。

　　他的“大希腊”设想，蕴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马其顿拥有强力，如何保证它对雅典只用“说服”而不用杀戮？反过来，善于雄辩的雅典，又岂能甘心被马其顿“说服”？死于马其顿阵前的雅典青年尸体，使他明白了日后仍会重复的悲剧。他既珍视自由，又渴望团结统一。统一带来的暴力，会破坏自由。但自由产生的混乱，又会破坏统一。

　　伊索克拉底死后，希腊城邦再无团结。希腊大军远征前夜，腓力刚死于暗杀，底比斯就闻声而叛；亚历山大刚死于巴比伦，雅典就又揭竿而起；最后，当马其顿与罗马入侵者决战时，希腊城邦竟给了该王国背后致命一击。即便马其顿将希腊的半岛文明拓展成世界文明，但希腊城邦宁可同毁于外人也不买这个账。

　　美国古史学家弗格森总结说，希腊城邦不可能融合。“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因为，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城邦自身可以选择任何政治制度，但绝不服从外来的权威。有权力决定政治制度的，只能是城邦内的世居者。“绝对自治”意味着“绝对地方主义”，让统一变得不可能。希腊城邦不只反对领土国家，连马其顿组建联邦也反对。到整个希腊世界被罗马征服之前，他们都没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满意的“联邦制”。城邦的利益定要凌驾于共同体利益之上。

　　(九)

　　对“分”与“合”，战国与古希腊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

　　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一城一国的局面(执玉帛者万国)。到周初还剩一千八百个部落方国。但最终这些城邦没有长期分立，而是形成了地区性王国，进而发展成统一王朝。表面上看，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苏美尔、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实不一样。亚非古国靠的是“神权”，中国靠的是世俗伦理共识。

　　夏商周时的邦国世界中，始终存在一个名义上或实际上的共主。谁能当共主，取决于谁拥有唯一的天命。天命同时包括了武力和道德。谁能既强大又保民，谁才能拥有天命。否则，天命就会转移。就会发生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即便在战国时代，天命也是唯一的。战国七雄和诸子百家不管怎样争斗，都认为只能有一个秩序，分治不应长久。而同时代的希腊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联盟互相斗争而从不认为存在一个“共同的秩序”。

　　从城邦之间的关系来看，周礼规定一国发生瘟疫灾荒，其他国家要借粮赈灾；一国有喜事丧事，各国要前往庆贺哀悼。这些责任是强制性的，由天子维持。霸主也要维持这套规矩才能称霸。这就强化了邦国之间同属“华夏世界”的认同。而希腊城邦之间没有建立责任关系。即便是从母邦殖民出去的新城邦，对母邦也没有责任义务，甚至经常反戈一击。即便在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弱作用。

　　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