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浪屿的“西式”巷陌里品读文化自信(2)

　　明天启三年(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登岛礼佛时，有感于小岛的偏僻荒凉，遂占诗一首：“野人惊问客，此地只邻鸥。归路应无路，十洲第几洲。”

　　如此荒凉寥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厦门岛设立闽海关，负责对台湾、沿海南北商船以及内河流动货物的税务征收、稽查，并在鼓浪屿设立清单口岸。自此，港口经济在当地获得发展，厦门岛以及鼓浪屿作为港口要塞的作用开始显现。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厦门岛已变成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口岸，当地“田园日辟也，市肆日闹也，货贿财物日增而日益也，宾客商旅日集而日繁也”，鼓浪屿的发展也获得极大带动，岛上出现了“百把户人家，千余口人”。

　　占领了厦门岛和鼓浪屿的英国军队并未作太多停留，在鼓浪屿海域留下3艘军舰和500余名士兵留守，其余兵力继续北上，并先后攻克定海、镇海(宁波)、乍浦(浙江平湖)、吴淞、镇江。

　　1842年8月29日，中英代表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上签署了《南京条约》，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

　　按照条约内容，清政府除了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款外，还须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设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与厦门岛咫尺之遥的鼓浪屿，自然也难逃洋人染指，由此开启了其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

　　“炮仔红吱吱，打城倒离离，番仔反，鼓浪屿做公馆。番仔爬上山，城内任伊搬。”这首从鸦片战争时期即在厦门当地传唱的童谣，成为当年“番仔”炮轰厦鼓、上岛劫掠的写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完成，地大物博却愚昧落后的清王朝成为帝国列强眼中的“待宰肥羊”。英、美、日、德等国纷纷漂洋过海，在中国境内划设势力范围，攫取利益。

　　在此背景下，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门户的厦鼓两岛自然成为各国列强势力延伸的“桥头堡”。1865年，厦门有洋行11家，到了1880年，设在厦门的外商洋行、银行就达到24家。随着洋行洋商涌入，领事馆、教堂、别墅等各具特色的西式建筑开始在岛上拔地而起。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事连连失利的情形下不得已向日本求和。此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次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荣禄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订立《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应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

　　1897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在厦门和鼓浪屿划出22万坪(约1091亩)土地，作为“专管租界”。日本希望独霸厦鼓的野心引来岛上居民以及英、美、德等其他列强的不满。

　　据历史学者考证，为“杜绝日本独占野心”，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巴詹声拉拢其他国家的驻厦领事，向浙闽总督许应骙建议把鼓浪屿划作公共地界，如此，“既可以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还可以兼护厦门，一举两得。”

　　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月10日)，中外各方代表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签署“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草案”。1902年11月21日，光绪皇帝在《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的奏本上御批“允行”。

　　不久之后，鼓浪屿即成立由在岛洋人把持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和审判机构会审公堂，自此，清政府对于小岛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司法权等旁落洋人之手，鼓浪屿就此沦为独立于清政府管辖体制之外的“国中之国”。

　　不灭的中国文化之火

　　自晚清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鼓浪屿就“西风劲吹”，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汇聚之地，宗教、建筑、语言、教育等无不受其影响。后来，随着鼓浪屿被划为“万国租界”，拂及岛上的东渐之风日盛。

　　就是在这样一座连巡捕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小岛上，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香火却一直绵延未绝。洋房别墅中虔诚供奉的祖宗牌位、立柱拱窗上卓然而立的翘角飞檐……岛上居民以及一批批归来的台胞、侨胞，在吸纳外域文化的同时，将熔铸于血脉骨髓里的中华文化基因，根植于岛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让处于动荡飘摇中的小岛之上，始终跃动着不灭的中国文化之火。

　　从鼓浪屿钢琴码头上岛左转，沿鹿礁路步行向前，顺次参观英国领事馆旧址、博爱医院旧址、皓月园等“网红”景点，是一条环岛游览的经典线路。高峰时期，这条游览线路每天迎来数以万计的八方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