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浪屿的“西式”巷陌里品读文化自信(3)

　　沿路走来，游人可以欣赏到最具标志性的鼓浪风光——山海相依、景色旖旎，各具特色的建筑鳞次栉比。而在这些熙来攘往的游客中，很少有人会专门去关注英国领事馆旧址东面海滨不远的一处避风坞。

　　与岛上让人目不暇接的洋楼别墅、胜景古迹相比，由一块块布满苔藓的青石简单垒砌而成的避风坞，的确有些不起眼。但一个多世纪以前，避风坞所在的位置曾是一处沾满华人劳工血泪的“猪仔码头”。成千上万的华工，或迫于生计，或遭诱骗拐卖，从这里被送往海外，从此背井离乡，羁旅他国。

　　因为被贩卖的劳工多被藏匿在不见天日的轮船底舱，以躲避海关检查，这种贩运方式与买卖生猪类似，当时人们就将这种买卖华人劳工的方式称为“卖猪仔”。

　　19世纪，快速扩张的资本主义列强在海外开拓了庞大的殖民版图，而在殖民地垦荒、开矿、修筑铁路、开发种植园等一系列活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的华人，在列强眼中成为补充劳力缺口的良好人选。厦门则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苦力贸易中心”之一。

　　1845年6月，浩瀚无垠的印度洋，西南季风正劲，一艘从中国厦门港驶出的法国帆船正乘风扬帆、破浪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的留尼汪岛。船上运送的“货物”，既非药材瓷器，也不是茶叶丝绸，而是密密麻麻挤满船舱的180名中国劳工。这是史料中关于西方从中国贩卖华工的最早记载。

　　自小生活在岛上的鼓浪屿人林聪明，曾对于这段历史做过深入研究。据其考证，在历经风暴、疾病、饥渴等重重磨难，最终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的华工仅占出发时总人数的40%-50%。“华工们能否活着走下甲板，没有人能够保证。”

　　而这些“侥幸”活下来、漂泊海外的异乡游子，凭着吃苦耐劳、诚信智慧的品质，筚路蓝缕、艰辛创业，一点一点积累财富，一步一步站稳脚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成为雄踞一方的富商巨贾后，携资归国、衣锦还乡，成为鼓浪屿上对抗殖民压迫，争取华人利益，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1919年4月，印度尼西亚开往中国厦门的轮船上，一位身着西式服装、面色温和儒雅的中年男子，望着远处的茫茫海天出神。往事一幕幕，如潮水般涌现眼前：从少时怀揣父亲变卖田产换来的36个银圆，辗转南洋谋求生路，到如今头生华发、游子归乡，30多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剃头少年”已然功成名就，成为誉满他乡的“华人首富”。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在印尼侨界赫赫有名的“糖王”黄奕住。

　　1884年，16岁的黄奕住因为得罪豪绅，被迫出走他乡，成为“下南洋”群体的一员。此后的四年间，黄奕住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靠剃头逐渐立足。后来，因为眼光敏锐、擅觅商机，“剃头住”开始涉足制糖、银行、保险等行业并屡获成功，终成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华侨领袖。

　　回国后，立志兴业报国的黄奕住选择定居鼓浪屿。然而，初到岛上的他看到的却是在列强治下的鼓浪屿，洋人耀武扬威、生活舒适，而中国人却处处被排挤压迫。就连岛上建筑，由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也更显气派。于是，黄奕住暗下决心，一定要打造“中国第一别墅”，以盖过岛上林立的洋房公馆，彰显华人尊严。

　　如今，漫步已近百年的黄家花园别墅，依然能感受到园主由内而外流露出的华夏情结：青铜镂雕壁炉、紫檀木博古架、随处可见的瓷器木雕装饰……尤为使人触动的是，别墅内的每个房间里，都悬有镶边明镜，镜框上雕刻着剃刀、须刷、掏耳筒等黄奕住曾经使用过的理发工具，希望以此提醒后人勿忘先辈奋斗之路的艰辛。

　　耗费重金的花园别墅甫一建成，便声名远播。“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民国时期，蔡廷锴、蒋介石等都曾下榻园中。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先后接待过邓小平、邓颖超、尼克松、李光耀等国内外政要元首，成为一处见证近现代中国迈入富强、走向开放的时代缩影。

　　除此之外，心怀报国之心的黄奕住还收购统揽鼓浪屿电话业务的日商川北电话公司、铺设厦门岛至鼓浪屿的海底电缆，使得厦鼓之间能够直接通话；他在上海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侨资企业中南银行，一改国内工商业发展受西方银行资本掣肘的现实；他还倡导成立厦门市政委员会，投入巨资完善厦门城市基础公共设施，开辟街道、铺设道路、办自来水厂，促使厦门迈出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一步……直到今天，黄奕住当年为改善民生投资兴建的设施，仍在惠及当地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