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木塔：云薄万栱的古今传奇(4)

　　其实，那时候的梁思成先生连一张清楚的应县木塔照片都没见过，于是“他想了这么一个方法，写封信‘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弄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相片”。因为他不知道谁是收件人，所以他就在信里说，请帮忙照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并且在里面放了一个银圆。

　　后来，那个照相馆真的把照片寄来了，还不收钱，林徽因说“这照相馆的索价也很新鲜，他们要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笺作酬金，据说因为应县没有南纸店”。

　　梁思成还记录下了自己看到应县木塔的第一感受，他写道：“今天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他的第一反应是林徽因要是在木塔这边就好了，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快乐。最后他总结说：“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他们二人那种对古建筑的激情澎湃的热爱跃然纸上。

　　梁思成先生和莫宗江先生当年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来进行测绘，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后人看到的应县木塔立面图、剖面图是成图，实际上测绘工作要先画测稿，他们通常是在坐标纸上用铅笔打草稿，更重要的是在稿子旁边，把要量的尺寸线都标好，通常一层塔会量上百个不同的尺寸，然后梁先生、莫宗江一起配合拉皮尺、记数据，甚至要用到一些测量仪器，把这些数据全都保留好，将测稿带回北平继续工作，在测稿的基础上才能画出最后那些美轮美奂的图纸。

　　完成我们看到的那些成图，背后是厚厚的一本测稿，要通过测各层的平面、立面、剖面，甚至很多斗栱、梁架的大样，最后才能准确画出一个全图。成千上万的构件，每一个都要精心测量。这是巨大的工作量，他们用两周时间完成是非常快的。即便如此，当时他们测到塔的第五层(即顶层)时，真正的挑战才开始。应县木塔五层的天花板和藻井之上还有暗层梁架，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高11米多的塔刹，而且他们如果想去测量那个塔刹，就得爬到屋顶上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梁思成他们当时带了科学的测量仪器，他给林徽因的信里说了，每层的檐口和塔刹用仪器测，但他们还要爬上去测量。因为仪器只能给塔刹测个高度值，然而塔刹造型很复杂，有覆钵，有相轮，有各种雕饰细节，梁先生测绘的要求非常细致，要把每个构件都测下来，就只好爬出屋顶去工作了。

　　据莫宗江晚年回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

　　他们这么奋不顾身地做学问，除了科学精神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其实在和日本学者进行一场学术竞赛。

　　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国人起步其实比较晚，西方人起步较早，日本人紧随其后，而且日本人比西方人做得要好。比如伊东忠太，作为日本重要的建筑史家，1901年就开始考察中国古建筑，那一年梁思成先生才刚刚出生，伊东忠太是梁启超那一代的人。他和低他一届的学弟关野贞，在中国做了地毯式的考察，等到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他们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伊东忠太来营造学社演讲时直接说，研究中国古建筑，我们日本学者来做实物的田野考察好了，你们中国学者就配合我们做文献工作吧。而在1931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伊东忠太又进一步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可以想象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当时受了多大的刺激。所以从1932年他们开始研究宋辽金建筑和北宋的《营造法式》一书时，每遇到一个珍贵案例，他们一定全力以赴，将调查研究做到极致。当我们在翻阅相关历史记录时，仍能感受到他们当时心里憋着的这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