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2)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许倬云先生的书作过解读，许先生也为你策划的课程作过推荐，看得出你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支持。你们的观点总是相似吗？有没有争论的时候？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在许倬云先生的书中，我总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的留恋，是否农业文明寄托着他幼年时代的故国印象？

　　葛兆光：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我们大家都很敬佩，说实在话，只能用一句套话来说，就是受益良多。我和许倬云先生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思路和观念，这一点没有问题，否则我也不会写那篇《华夏论述》的《解说》。特别是，我非常佩服他宏大的视野和清晰的表述。大家都知道，许先生多年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融合，也在先秦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要特别推重他近些年的《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和《华夏论述》这几本书，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但是，这不光是要把大历史写得流畅清晰，而且大历史要有大判断，所以我说，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你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你看许先生这几本书，把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内外你我、中国的形成和认识，这几大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这真是不容易。大家要想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究竟是那些可以折合成某种“数字”的论文著作重要，还是让大众获得真正的正确的历史理解重要？

　　当然，我和许倬云先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史的观点，坦率说也有一些小小的差异。不过，我想这是难免的，不仅仅是因为许先生长我20岁，算是两代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许先生和我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总有一些“位置”和“角度”上的差异。我想到的首先是“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异。你一定读过苏东坡的这首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可能可以说身处山中的我们，对历史中国虽然体会亲切，然而又缺乏跳出来的视角，因而有看不清的地方；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也可能是可以用来说，身在山外的许先生，对现实中国经验感受并不那么亲切，可能只看到某一侧的地方。因而就像你说的，不免对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也有过度的依恋和遥远的同情。其次反过来，对于作为中国的“他者”，像欧美或西方，我们的评价也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差异。

　　经验和体会这个事儿很奇特，它常常会影响你的理性和判断，这次出版许先生谈美国，我觉得非常精彩，身处美国数十年，许先生有很多近距离的洞察和洞见。但是，我们在远距离的观看，也略有不同意见，因为作为文化理解的象征，还是作为身处其中的语境，各自的判断还真是不一样。身处美国或者过度现代的城市，你说许先生对过去的“旧时代”有感情，但这不只是“田园牧歌”的问题，陶渊明在中古农耕时代也唱田园牧歌。对于身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我者/中国”是我的现实语境，而对远赴美国的许先生来说，“他者/美国”却是他的现实语境。各自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当秉持的。再次我想到的是“离散者”和“在地者”的差异。你知道“认同”这个词很重要，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作为在美国常常感到受压抑的少数族群，许先生当然会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敏感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华人不是“傅满洲”就是“陈查理”的观念，这是正常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也许没有这种感受和经验。不过，也正因有这种经验和感受，许先生反过来谈“中国”，也会有点儿不一样。

　　你知道，王赓武先生刚刚获得第四届“唐奖”，他和许先生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他也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裔，也是站在中国之外谈世界和中国。所以，他补足了世界学界有关“中国”认识的一块短板，他的研究对我们多侧面理解中国很重要。但是，我在评论他的《王赓武谈世界史》时，也一样说到，由于身处现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外，王先生并没有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那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纠缠和焦虑，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区隔开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