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3)

　　我想，许先生也一样，有时候确实会有“理想主义的善良想象”，这一点大概和我们不太一样。其实，我在给许先生的《华夏论述》写《解说》的时候，就委婉地表达过一些有关中国史的不同意见，他也看到了，并且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许先生对历史的有些看法，其实正是来自他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在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中国)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大家可以注意，这次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为什么说了半天美国的事儿，最后一节又回到《中国向何处去》，显然，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用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相互对比，作为对中国的警示”。但是中国究竟怎么办？我也注意到他的另一句话，就是“种种利弊之间，如何加减乘除，实在令人困惑难解”，这一感慨真是意味深长。

　　中国新闻周刊：许倬云先生年少时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他是否跟你提起过那段经历？那段经历是否许倬云先生作品中始终带有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因？在他的书中，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你认为这种感情是否会影响他的观点和他思想的价值？

　　葛兆光：毫无疑问，许先生有关家国身世的回忆，尤其“二战”时期颠沛流离的记忆，非常让人感动。我没有缘分亲耳听到他讲这段历史，但是，我看过台北出版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和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谈话录》，尤其是前者，厚厚一大册呢。我总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我见过的余英时先生、王赓武先生、何兆武先生等，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都曾经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记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他们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过，我也相信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情感虽然很重要，但他未必会把这种情感作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和唯一起点，以至于历史研究的理性和家国情怀的感性纠缠在一起，如果这样，我们的历史观很容易回向单一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无论是许倬云先生、王赓武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都还是理性的、专业的、学院的判断在主导的，所以，许先生曾经在回忆录里面也讲到，五十岁以后，他已经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这个(舍弃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尽管那种家国情怀还是会不自觉地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流露，但是毕竟历史学者的学术理性还是主流。

　　外国的中国学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经历过一个动荡的年代，特有年代的特殊经历是否对你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许倬云笔下虽然是大历史，但他非常关注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你自己的研究似乎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例如你认为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优选法”筛出来的历史，那些“没有出息的、落后的、消失的思想”被减掉了。

　　葛兆光：说实在话，我们这一代学者，现在也都已经七十上下了，我们大多曾经经历“文革”和上山下乡，这些人生经验，对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有很大的意义。首先，我们会体察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其次，我们也会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抽象的文本；再次，我们也了解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并且特别能体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

　　如果从学术史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也受惠于两方面前辈的影响。一方面是纵的，晚清民国时代从梁启超到胡适，从王国维到陈寅恪，由于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关键时期，他们使得中国学术一下子变了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观察，在观念大变革之中，对历史和传统的重新评价，在史料大发现的契机中，对中国与四裔历史的重新认识，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问题，使得我们仍然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我在《余音》那本书里面，再三向他们致意，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是横的，就是海外学界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学术界的，逐渐能够进来的海外中国学，给我们很多刺激，包括从杨联陞、余英时、何炳棣、林毓生以及许倬云先生他们这批华裔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他们有一批学者，虽然同为华人，但站在那个位置上观察中国，与我们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许倬云先生的研究算不算你说的“外国学”呢？